女儿出生那个月 （一）女儿的神通

太太怀孕时，我在复旦教书，她在太原作会计。等孩子出生，我可以请一个月的假去照顾她。为了不浪费宝贵的假期，和她商量好了，在她入院生产时请家人给我拍电报，我接到电报再走。从上海到太原，刚刚通了直达的火车，终于不必再受中转换车的罪，但一路上光火车也还得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票不好买，一般预售三天，想买当天票真比登天还难。到了太原，从火车站到家，或到医院，坐公共汽车，又是一个小时。算算时间，好像等我到家，孩子都该会叫爸爸了。
等待的心情很难受。
“我早点回来好不好？那就可以陪你去医院。”我曾经问过她。
“你去医院有什么用？”
还真没用。那时医院产房是“封闭式“的。太钢医院是大医院，一间大产房里有近二十个产位，产床之间连个帘子都没有，整个产房就是个大统间。忙的时候一天能有三十个上下的婴儿出生，象是条忙碌的生产流水线。最紧张的时候，产妇不得不在产房外的楼道里生产的事都发生过。能进产房里的只有产妇和医生，护士。家属得在隔得好远的地方等，一般就只能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坐着。要是孩子一下生不出来，拖个十几小时，甚至一整天，准爸爸窝在长椅上受的煎熬，实在是一言难尽。
她心疼我，不想让我遭这趟罪，却不知道隔着山长水远的惦念，那种牵肠挂肚的滋味，也并不见得好过。
上海和太原之间的通讯方式那时已有了改进，除了写信，发电报，打常途电话已不需要去常途电话局了。她有个朋友在太钢外事办工作。外事办有长途电话。每隔一段时间，她可以到朋友那儿假公济私给我打个电话。
我住在复旦的青年教师宿舍。宿舍里四幢楼。宿舍门口有个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台电话。外来的电话都打到传达室。值班的老头，或老太接到电话，拿个大喇叭到院子里喊“一号楼二零三室张三，电话！”接电话的就急急地跑去。电话接完，付一毛钱传呼费。有谈恋爱等朋友来电话等得着急的，会干脆坐在传达室里去等。我没那条件，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打长途来。只能在寝室里随时竖起耳朵听传达室的动静。几个月下来，只怕耳朵都长得长了一截。
前两个月，她打电话来，说：“我上星期中午去吃饭，上楼时摔了个大冰棍，摔得直直的，展展的，饭盒飞出去两三米远，。。。”
“哎呀，那你去检查了没有？会不会，。。”我吓一跳，忙插话。
“你又瞎着急，再这么瞎急，我就不和你说了。“
在她眼里，我“没用”的时候居多，“瞎操心”的本事很大。她不想想“没用”的人才有时间着急呢。这叫做”皇帝不急急太监“。
 
我马上陪笑“不急，不急，我哪儿着急了？一点都不急，真不急。“
不急？不急才有鬼！我汗都冒出来了！怀孕六七个月，楼梯上摔一跤，谁敢来试试？握话筒的手也有点抖。真恨不得化作电话线里的信号，窜到她那头的话筒里去看看她哪儿摔疼了。
后来她的脚开始肿了。血压升高。医生说是妊娠综合中毒症。
不过小家伙在肚子里倒是长得很快。
“人家说我人还没进门，肚子就已经在屋里了。“太太笑着向我报告。
“现在我不怕摔跤了。整个人是个大球，摔倒了肚子都能把我支住。“
想象着臃肿得象个大球的太太，不知道是该觉得好笑，还是心疼。她倒是照样兴高采烈，边说边笑。
到了九个月，医生就建议她休息了。她觉得呆在家太没意思，照常上班。不过不能给我打长途电话了。外事办有点远。走路去太累，肚子已经大到不能骑自行车了。
于是我能做的事就只剩下搬着手指头算预产期，在寝室里兜着圈子等电报。
当然更放心不下的是她的血压。要是突然抽起风来怎么办？要是生产时大出血怎么办？
到图书馆借了本医学书籍看。不看还好，越看越着急。每看到一种严重的症状，心里就浮现出她挣扎在那种痛苦中的影子。长那么大，看了那么多书，第一次发现医学书比恐怖小说可怕得太多了。要想吓唬谁，只要趁他太太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借给他本医学书，把有关重病的那几章夹个书签让他看，保准吓他个半死。他晚上要能睡得着觉，那就一定是给吓迷糊了，否则必定是辗转反侧，通夜无眠。
那天下楼去食堂吃饭，下了一半才发现自己走一个台阶，数一声：“平安，不平安，。。。”从三楼到楼下，到底有几个台阶？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现在倒是很关键。
到底她会是平安，还是有危险？
下到底楼的厅，正好落在“不平安”上。
一阵心跳，不吉利！
特别懊恼，数什么不好，偏偏数楼梯！
朝楼门口一看，发现还有救星！楼门外还有阶梯，那阶梯我知道是五阶。这样等我走到楼外院子里，正好是“平安”！
暗自庆幸，我还是够聪明，想到了数楼梯。这结果说明她生产应该是“有惊无险，” 虽不免吓一跳，最后还是“平安。”
预产期之前的一星期。去武汉参加学术会议。我有篇论文要在会上发表。会期两天。算算时间，开完会回来，离预产期还有两天。虽不大放心，但不愿放弃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机会，决定还是跑一趟。
在会上拿了“优秀论文”的奖，但拿奖的时候心里更惦记着的却是她。
回到上海，下了船，坐公共汽车回复旦的路上，心悬悬的，好象有预感，却不知道这预感是好还是坏。
下了55路汽车，直奔宿舍大门口的传达室。
“有电报！”值班老头儿看到我就说。
一把就从他手里把那一纸薄薄的电报抢了过来。
深呼吸。
没勇气拆开信封。先对着已西斜的阳光照照。电报纸上的字迹隐隐，却看不大清。
再深呼吸。
闭上眼睛。单用手指的感觉把信封打开，掏出电报纸。
默数“一，二，三”。
猛一下睁眼。
“母女均安”。
“均安”，“均安”！哈哈哈！”均安“！
象一跤跌入了云端。“均安“两字在绕着我跳舞。
这才感到腿轻飘飘的，有点儿软。初冬的天气，额上竟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立即骑上自行车，直奔教研室请假。
早就和系里打好了招呼。到教研室不管看到谁，让他转告系里主管的人，我就可以脱身了。
随身要带的东西已打好了包，就在寝室放着。
最麻烦的是火车票。今天的车已错过了。明天的票估计买不到。不知后天有没有希望？不行就得在售票处排一整夜队。厚衣服准备好了，书包里放个保温杯，揣两个馒头，排个一整夜的队真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
从教研室出来，一愣神，突然想到个大问题 – 生的是个小子,还是个丫头？
那时计划生育，每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每个厂每年有出生配额。在厂里领到准生证的夫妻才能生小孩。医院作B超看胎儿的健康情况时严禁透露性别，以防有人会把女婴堕胎。所以我并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
“均安“。没提孩子的性别？
电报一个字一毛八，实在够贵。但两个字就够了，“小子“或者”丫头“，干吗省那个钱？
看来她这傻丫头又在犯傻。这么重要的信息都不记得告诉我，害我又要悬好几天的心。
不大放心。
从兜里再把电报掏出来看看。
电报纸已经让我弄得皱巴巴的了，还有点湿。刚才手上也出了不少汗。
看来看去，还是那四个字，“母女均安”。
“均安”，“均安，”这真是两个好字。有这两个字垫底，加上其他什么字都看着舒心。
只不知她的血压现在还高吗？
其实电报里加上“血压已正常”五个字，一五五，五八四十，也不过九毛钱，不就让我放心好多？
不过孩子多重？多长？没什么缺限吧？
越想这电报的内容就该越多，再多想想，那里面该有的项目就快赶上政府工作报告了。
还是回到现实里来，把电报再念一遍：
“母女均安。”
“母女均安。”
“母女，”
“母女”，。。。
如霹雳击顶：“
“。。。女。。。“！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个女儿了！
我知道本人遇上“她“，智商需打个大大的折扣。但那一般是在她面前才有效。没想到这小丫头比妈妈的神通更广大，隔着三千里路，硬生生地直接就把我的智商”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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