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吹到土耳其：東亞想像與K-pop的性別文化戰

一位土耳其女孩走向我，大概又是個想跟東亞人拍照的路人。她劈頭一句：請問你是韓國人嗎？我否認，她難掩失望轉身離開。沒有敬語，堂而皇之，大約比我年輕一輪的面孔顯得乳臭未乾。這一幕發生在2020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20年前在土耳其南方城市安塔莉亞（Antalya）的海灘上，我被問的是「你是日本人嗎？」。而經過了20年，風靡土耳其年輕人社群的文化已從日本動漫，轉變為K-pop。

從日本動漫到韓流席捲

在2000年初期，皮卡丘、美少女戰士、七龍珠、灌籃高手等日本動畫，都是土耳其小孩子放學回家打開電視會看的電視節目。

土耳其國家電視台（TRT）在1980年代播過《小天使》（又譯作《阿爾卑斯山的少女》或《海蒂》）以及《小甜甜》；1990年代土耳其開放私人公司頻道後，《足球小將》和《神奇寶貝》鋪天蓋地，孩子們開始知道什麼是「來自日本的動漫」。

那個年代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土耳其孩子，有些後來組了樂團。2001年，一支安卡拉的搖滾樂團成立，他們想用一個全世界的年輕人都看得懂的詞當團名。這個樂團最後選擇的詞是日文的「漫画」，並把N改成大寫：maNga。此後，maNga樂團從第一張專輯開始紅到參加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最後奪得2010年亞軍。

時至今日，聽maNga音樂長大的那一代人大約35到45歲，有工作、有存款。而2024年日圓大跌，土耳其赴日觀光人數暴增到13萬4千人，創近十年新高；2025年上半年又再成長77.3％。那個赴日觀光的數字背後，很可能就是這一批人，小時候看著動漫長大，在有能力的時候兌現了他們的文化記憶。

然而二十年後，風水輪流轉。韓流吹到土耳其，只會比東亞晚、但不會缺席。而韓流在土耳其落地的方式，和其他國家有些許不同。

韓劇傳入土耳其

在土耳其，韓流的起點是影視。千禧年代中期，許多韓國電視劇開始被改編為土耳其電視劇，在當地創下驚人收視，有些改編劇甚至連宣傳海報的排版都跟韓劇長得一樣。但實際看過原劇和改編劇之後，與其說是改編，倒不如說土耳其和韓國共用了許多經典的老套劇情。

在2000年代中期，土耳其觀眾尚未直接接觸韓劇，而土、韓兩國在各自地理位置上，本就是電視劇、肥皂劇界的領頭輸出大國。直至2010年代，土耳其電視上開始能見到韓劇，隨後2016年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將觸角伸至土耳其，使韓劇在土耳其逐漸廣為流行。

韓劇更新的速度、整體劇情長度和緊湊的架構明顯更對土耳其年輕人胃口，再加上韓劇中的保守倫理觀念，比其他西方影視作品更接近土耳其社會。土耳其觀眾並非被「東方異國情調」吸引，而是在韓劇裡看見了熟悉的東西：以家庭、婚姻與情感為核心的敘事，悖德反轉、樹敵報復等等，這樣的故事結構，與土劇常見劇情本身就高度重疊，只是韓劇的場景更現代、製作更精緻、人物的情感表達也更克制。這種「既相似又不同」的特質，讓韓劇成為理想的文化入口。

韓國的「流行文化外交」

2010年以前，韓國娛樂圈也已開始和土耳其產生交集。韓國男團神話（신화）在土耳其拍 MV、演員朴施厚（박시후）為服裝品牌在伊斯坦堡拍平面廣告、K-pop 偶像元祖 g.o.d. 的尹啟相（윤계상）甚至主持了二十集土耳其旅遊節目，但當時在土耳其當地並未產生漣漪。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12年：韓國男團東方神起的金在中在土耳其舉辦粉絲見面會，甚至隨李明博夫婦一同與時任土耳其總統居爾（Abdullah Gül）、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共進晚餐。隔年，韓國歌手PSY旋風遍佈世界。

K-pop 作為文化外交手段，讓韓流開始在土耳其的影響力從平緩轉向蓬勃發展。

從2010年代中期到2020年代這十幾年間，韓國總統不知換了幾任，土耳其總統歷經多次嚴重抗議與政變卻還是穩穩坐著。而從2012年到現在，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多次在與韓國的合作中擔任要角，無論是他擔任總理時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2013年雙邊貿易額為69億美元），還是目前仍在進行中的北約夥伴關係2.0（雙邊貿易額於2026年已突破100億美元）。韓流對土耳其的「外交投資」，某種程度上算是成功了。

整個2010年代，隨著韓國和土耳其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安卡拉的韓國文化中心幾乎每天都有韓國文化相關活動公告，有時一天甚至好幾則。土耳其 K-pop 的受眾也從聽眾變成實踐者：在各大學，舞蹈研究社的 Hip-hop 課逐漸出現K-pop 專門舞蹈班。2014年，韓國文化中心在土耳其開設首個官方 K-pop 舞蹈及歌唱教室，正式搭上這股已然存在的能量。若從2014年起算，實踐韓流的土耳其年輕人走到今天已超過10年，世界 K-pop Cover 舞蹈大賽也常常看見土耳其隊伍走進決賽。

當韓國成為一個「濾鏡」

筆者於2015年在安卡拉就讀語言班時，每週有一天會有一位韓國大叔在使館區賣豆腐，售罄就離開，班上只有熟門路的韓國人買到過。當時在韓流已逐漸於土耳其盛行的情況下，語言班上的韓國女同學走在土耳其街上就會被搭訕；隔壁班迷上韓流的伊朗女生每節下課都會衝過來，跟班上來自韓國的傳教士大叔練習韓文，大叔總是耐心地聽她說東方神起有多帥，坐我旁邊的俄羅斯媽媽偶爾也會過去穿插一句：「真的好帥」（gerçekten çok yakşıklı）。

而當疫情期間土耳其實行遠端教學，使許多居住在鄉鎮的孩子開始接觸3C產品，逐漸拉平了城鄉之間的資訊落差，使接觸外來流行文化的機會變得更均等，韓流的受眾也從都會、頂大學子們向外擴散。在伊斯坦堡，韓式餐廳與咖啡廳逐漸增加，辛奇不再只是異國食品，而成為一種時髦選擇。

此外，韓國美妝的傳入也開始影響土耳其年輕人的審美。作為現今土耳其最大的K-Beauty電商平台之一，韓國美妝平台Korendy由一位在首爾工作時愛上韓國護膚品的土耳其人創辦，自2017年正式上線後，如今旗下已有超過65個韓國美妝品牌，是土耳其最早也最大的 K-Beauty 電商平台之一。「乾淨透亮」的韓式美妝標準，也開始改變土耳其年輕一代，包括男性，對自身外貌的看法。

然而，對許多土耳其年輕人而言，「韓國」是一個由音樂、影像與社群媒體拼湊而成的理想場景，而非真實存在的地方。韓流提供的，不只是文化產品，更是一種可以投射、可以扮演的生活。

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的資料，土耳其每年赴韓觀光人數長期徘徊在3萬人上下：2019年3萬1000人，2023年3萬1700人，幾乎原地踏步。韓流在土耳其是文化現象，卻從未真正轉化成旅遊潮。；那個「濾鏡裡的韓國」，很多人寧可讓它停留在螢幕上，；也或許是目前深受韓流深刻影響的土耳其年輕人，尚未有能力照自己的意思出國。

當「危害」被發明出來

而當韓流在土耳其愈來愈受歡迎的同時，一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也隨著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執政路線由開放轉為保守而逐漸浮現。

2019年，親政府媒體刊出文章，稱韓國男子團體 BTS 是「打造無性別社會的全球陰謀」的一部分；一名土耳其兒童精神科醫師跟進表示，K-pop 偶像的「雌雄莫辨」形象可能造成青少年性別認同「混亂」。2021年，保守派伊斯蘭媒體Yeni Şafak警告「穆斯林孩童正遭受 K-pop 轟炸」，隨後土耳其家庭與社會服務部部長Mahinur Özdemir Göktaş公開聲稱政府正在調查、考慮設置法律機制。

這套批評邏輯，很快在其他國家有了迴響。2021年，巴基斯坦政府批評 BTS「造成同性戀」；中國政府將 K-pop 男偶像定性為「娘炮」並加以限制。弔詭的是，同樣的指控，在K-pop的發源地韓國幾乎不存在。韓國社會「花美男」的出現已經很久，首爾大學的研究者洪燦淑（홍찬숙 ）將 BTS 現象解讀為「後工業社會舊式男性氣概衰退」的時代信號，而非造成性別認同混亂的危機。

然而，韓國內部關於K-pop的爭議，走向了與土耳其的韓流批評者完全不同的方向。當K-pop歌詞裡的女性歧視色彩被指出後，反而在韓國引發了性別意識的廣泛反思。換句話說，土耳其社會中所謂「K-pop 危害男性氣概」的說法，是從外部加諸的詮釋框架，不是韓流本身攜帶的訊息。同樣的現象，在不同社會下被解讀得截然不同。

這條裂縫，在土耳其也隨著性別而清晰分布。反對 K-pop 的，幾乎清一色是中老年保守男性官員與宗教媒體；沉迷其中的，則清一色是年輕女性。K-pop 對性別氣質的呈現，常與土耳其較為傳統的性別觀念產生碰撞：男偶像精緻的外表與化妝習慣被認為模糊了性別界線。然而，土耳其過往也有出現過氣質陰柔、化濃妝的男性歌手，但通常是在具有一定影響力之後才開始轉變氣質與裝扮。

此外，參與 K-pop 舞蹈或歌唱課程的女男性別比是八比二、有時甚至九比一。在一個整體社會氣氛越來越收緊的近十年，Ｋ-pop女偶像的裸露與裝扮，在土耳其更容易被直接批評。

土耳其音樂作家兼心理學家 Cenk Erdem 在接受《共和報》訪問時分析：「K-pop 傳遞的是不管穿什麼、化不化妝，都要做自己的訊息。尤其在青春期，認同需求和反叛衝動同時到達高峰，而 K-pop 給的不是叛逆，而是用愛來傳遞自我認同。保守家庭的女孩，因為家庭和環境的緣故，在宗教上越來越封閉，K-pop 成了她們的精神出口。」在一個對女性自我表達仍有諸多限制的社會裡，韓流提供的是一種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想像。

以K-pop為基礎編制的土耳其女團

2025年，以K-pop為基礎編制的首個土耳其女團Manifest出現了。

Manifest的6位成員年齡介於21至25歲之間，透過土耳其真人秀選拔節目Big5 Türkiye誕生，並於2025年2月7日以首支單曲〈Zamansızdık〉（我們曾是永恆）正式出道。在土耳其，女性藝人長期以來幾乎清一色是獨唱歌手，而Manifest 代表的是韓流在土耳其積累20年來的產物，編舞精準、視覺風格製作精良，成為土耳其超過20年來第1個真正意義上以K-pop女團編制為基礎的偶像女子團體。

然而，Manifest出道不久後很快地碰壁了。2025年9月6日，Manifest在伊斯坦堡Küçükçiftlik Park的演唱會結束後，伊斯坦堡檢察署以「猥褻行為」與「暴露」起訴成員，後續巡演場次也被迫全數取消。同年12月，伊斯坦堡第49刑事法院裁定各成員3個月又22天有期徒刑，並宣告緩刑，旅行禁令同步解除。不幸也是萬幸，土耳其官方並未將Manifest與更廣泛的韓流文化掛勾，焦點完全集中在她們的演出本身，沒有波及土耳其境內與韓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產業。

判決後，土耳其傳奇歌手Ajda Pekkan在自己的演唱會上邀請Manifest同台，當著觀眾面前大聲說：「我在妳們身後。」2026年，Manifest在伊斯坦堡連開多場大型演唱會，旅行禁令解除後，她們還計畫前往賽普勒斯與荷蘭演出。Manifest成員Zeynep Sude Oktay接受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採訪時曾坦白自己的憂慮：「也許土耳其還沒完全準備好。」

現今在土耳其網路社群上仍可以看見這樣的短影片：一個包著頭巾的小女孩，跟著 Manifest的歌唱著，然後被父親訓斥：「你是讀著可蘭經而來的孩子，振作一點，白癡！」足見土耳其社會對於K-pop帶來的影響並非抱持全然正面的態度，甚至可說是兩極化。

兄弟之國的餘溫

韓流在土耳其能穩定維持粉絲數量，以及在被保守派嚴重批評之後不波及兩國經貿交流的理由，也許還有一層容易被忽略的歷史原因。韓戰期間，土耳其曾派遣超過2萬1000名士兵支援韓國，傷亡慘重。韓國至今仍稱土耳其為「형제의 나라」（兄弟之國），這段情感記憶雖不常被明確提及，卻在潛意識中影響著兩國人民互相看待的方式。當一種文化來自「友好國家」，它更容易獲得善意的接待。

今年（2026年）6月顯忠日前，土耳其外交部長菲丹（Hakan Fidan）抵達首爾，在韓國戰爭紀念館獻花，並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寫道：「先烈的崇高精神，將作為兩國永恆友誼的象徵，持續激勵後世子孫。」韓戰結束73年後，兩國的文化與外交紐帶仍在運作，而且還在升溫。

今天的土耳其，同時存在著三個世代對「東亞」的不同想像。30歲以上那代人，小時候在電視上看著日本卡通長大，現在趁著日圓便宜訂機票飛去京都，在嵐山拍照；20幾歲的一代，在大學舞蹈社跳K-pop cover、在語言班苦練韓語、追著韓劇把對白背起來；20歲以下的，有人在排Manifest的演唱會，有人在宿舍裡跟著影片學舞，也有人包著頭巾，偷偷跟著手機裡的音樂唱，想像螢幕另一端的生活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