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之濕地》:協助日軍作戰的高砂義勇隊,台籍日本兵缺少的歷史拼圖

1943年美軍出版的《Yank, The Army Weekly》週刊中,曾刊登一張倒在新幾內亞叢林深處的日軍屍體照片。在《魔之濕地》一書中收錄的日軍小隊長證詞中,當時在巴布亞紐幾內亞作戰的日本軍人,如果少了高砂義勇隊的協助,就會屍橫遍野地死在「魔之濕地」裡。 圖/維基共享

編按:本文截自《魔之濕地:台灣第五回高砂義勇隊 日本軍官證言》譯者台邦.希熙里為本書撰寫的譯者導讀。

高砂義勇隊歷史,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處。戰後日本與臺灣關於高砂義勇隊的著作並不多,相關檔案因個資法與戰後政治等因素而難以完成公開,此外在終戰時位於前線的部隊為避免成員被追究戰爭而焚毀了一部分名簿資料,因此我們對高砂義勇隊的認識,長期依賴少數回憶錄、軍官證言、倖存者口述及零散名簿。

原書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保存了第五回高砂義勇隊較為完整的名冊、軍事儲金資料與日本軍官的口述紀錄。在許多家族記憶已經斷裂、當事人逐漸凋零的今日,這樣的名簿不只是研究材料,也可能是遺族尋找親人戰爭經歷的重要線索。

所謂「高砂義勇隊」,並非一般意義下的正規軍部隊。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配合南方作戰需要,動員臺灣原住民族青年投入戰爭。第一回高砂義勇隊於1942年3月編成,當時稱為「高砂族挺身報國隊」,後來在菲律賓戰場受到日軍高度評價,改稱為「高砂義勇隊」。此後,日本又陸續招募多個梯次前往南洋作戰。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則於1943年7月左右編成,約500人。

1944年在前線作戰的高砂義勇隊。 圖/維基共享

1974年印尼軍方在摩洛泰島發現以高砂義勇隊身分徵召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唔(Attun Palalin,又名Suniuo,日本名中村輝夫,中文名李光輝)獨自在印尼叢林求生長達30年,渾然不知戰爭早已結束。史尼育唔的現身讓台灣和日本注意到高砂義勇隊的存在,引發話題。上圖正中央的男子即史尼育唔。 圖/報系資料庫

高砂義勇隊與一般部隊最大的差異,在於其編成基礎不是武器、任務或兵種,而是以殖民政府所稱的「高砂族」作為族群分類。因此,這支部隊本身即帶有鮮明的殖民分類與動員特徵。

在軍事身分上,高砂義勇隊多屬「軍屬」,也就是軍中雇員,而非正式軍人。早期任務多為搬運物資、築路、建造機場、協助補給及熟悉叢林地形等後勤工作。然而,隨著戰局惡化,他們逐漸被投入更危險的任務,包括叢林偵察、游擊戰、破壞敵方設施,甚至在戰爭末期被要求執行近乎自殺式的特攻任務。

正因其身分介於「志願者」、「軍屬」與戰場實際戰鬥人員之間,高砂義勇隊的歷史也呈現出高度複雜性:他們既被日本軍方讚揚為勇敢、忠誠、適應叢林戰的戰士,卻也因沒有正式軍人身分,在戰後補償、紀錄保存與歷史承認上遭遇長期的不公平。

日治時期的1944年(昭和19年),時任高雄州知事的高原逸人立碑祭祀戰歿的高砂義勇隊,並在碑文中提及高砂義勇隊編組背景及豐功偉績,現在仍可在北大武山上找到這座石碑。 圖/報系資料庫

關於高砂義勇隊的徵募,過去常以「志願」二字概括,但若進一步檢視史料,便會發現「志願」背後其實存在一套殖民統治、地方行政與警察治理共同構成的動員機制。

根據日籍軍官上野保的回憶,高砂義勇隊的招募並不是由部落青年單純自由報名,而是由臺灣總督府先分配各州名額,再由各州郡向下分派,最後由熟悉地方部落情況的理蕃警察與駐在所執行徵募與篩選。換言之,總督府掌握名額分配,州郡負責行政執行,而真正面對部落青年、判斷誰適合加入者,往往是日常統治部落的駐在所警察。

甄選時,日方通常會考量體格、健康、家庭、素行與日語能力。由於每一梯次名額有限,並非所有志願者都能加入,因此實際上是各地警察與軍官在部落中挑人。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砂義勇隊的「志願」並不是完全自由的個人選擇,而是殖民統治、皇民化教育、部落青年團訓練、配給利益、男性氣概、軍人想像與戰爭壓力交織下的結果。

日治時期的警察制度可以分成平地警察與「蕃地警察」,平地警察的據點稱為派出所,原住民部落的據點原稱「蕃務官吏駐在所」,後改稱「警察官吏駐在所」,簡稱「駐在所」。圖為現今台東縣土板村附近的Toabaru(督亞巴留)駐在所,警察及其眷屬於駐在所前合影。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蕃童教育所與駐在所,是理解高砂義勇隊徵募成效的重要關鍵。日治時期,蕃地駐在所不只是警察機關,也是殖民政府深入部落治理的核心據點;蕃童教育所則不只是學校,更是皇民化、日語教育與青年規訓的重要場所。高砂義勇隊在甄選時要求隊員具備一定程度的日語能力,能理解命令、接受訓練、與日軍溝通。因此,一個部落是否設有蕃童教育所、部落青年是否接受過日語教育,會影響該部落青年被選入高砂義勇隊的可能性。

我曾根據《台湾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名簿,整理高雄州出身隊員的戶籍地與所屬部落,並將其與《蕃社戶口》、《高砂族調查書》等資料進行比對。從名簿來看,高雄州共有86名隊員,分別來自旗山、屏東、潮州與恆春等郡。若進一步對照各郡壯丁人口,可發現各郡、各部落之間的招募比例並不平均。屏東郡招募比例最高,潮州郡次之,恆春郡再次之,旗山郡則最低。

這表示高砂義勇隊的徵募,並不是單純依照人口或壯丁數平均分配,而是受到教育程度、日語能力、駐在所掌握程度、地方治理狀況,以及各部落與殖民政府關係等因素影響。名簿不只是人名清單,也是一份可以反映殖民治理、教育滲透、部落人口結構與戰爭動員差異的史料。

日文能力是甄選高砂義勇隊成員的關鍵,所以部落裡是否設有蕃童教育所與警察官吏駐在所(舊稱蕃務官吏駐在所),也會影響到該部落日後被動員到前線的人數。圖為日治時期臺北州蘇澳郡的南澳蕃童教育所(現為宜蘭縣南澳鄉的南澳國小)上課一景,照片左側的婦人為部落婦女,中間站立的男性則是身兼老師的警察。 圖/維基共享

原書第三部分〈日本人証言〉同樣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林榮代訪問的3位日籍軍官,皆曾在不同位置上接觸或指揮高砂義勇隊。

上野保原為理蕃警察,曾任屏東郡霧台部落駐在所警察,後來擔任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小隊長。他熟悉部落,也參與徵募,因此他的證言有助於理解理蕃警察如何看待高砂義勇隊員。

矢羽田直夫中尉則從軍需、補給與部隊運用角度,描述高砂義勇隊在戰場上的表現。

成合正治少校則以參謀與游擊戰指揮者的視角,說明高砂義勇隊在新幾內亞戰場的行動與評價。

這些證言讓我們得以從日本軍官的眼光,理解高砂義勇隊如何被看見、被讚賞、被使用,並被納入日本帝國戰爭敘事之中。

然而,讀者在閱讀這些日本軍官證言時,也必須保持一定距離。日籍軍官常強調高砂義勇隊的勇敢、忠誠、服從、適應叢林,以及「比日本兵更像日本兵」的精神。但這些描述往往帶有殖民者凝視與戰爭記憶的選擇性。它們突出了高砂義勇隊的英勇,卻可能淡化戰爭末期的飢餓、疾病、暴力管教、逃兵、自殺式任務,以及隊員對日本長官的不滿。

特別在戰爭後期,當部隊陷入補給斷絕、戰況惡化與玉碎命令的壓力下,高砂義勇隊員與日籍長官之間的關係並非始終如軍官回憶那樣和諧。這些內容提醒我們,日籍軍官證言雖然珍貴,卻不能視為唯一真相;它必須與隊員回憶、遺族訪談、名簿資料及其他史料相互參照。

高昌敏(左)與陳德儀(右)雖是不同族的原住民,卻因曾是高砂義勇隊成員而結成莫逆。 圖/報系資料庫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訪談了好茶部落耆老盧財居(Kurutungu),他提到當時能被選入高砂義勇隊者,必須具備一定條件。除了身體強健,也要有足夠日語能力,能理解日本人的命令與訓練內容。

另一位阿禮部落高砂義勇隊的後裔杜明昌(Palri)先生則回憶,阿禮部落的幾位高砂義勇隊員,大多是當時部落青年團的主幹,接受過完整的蕃童教育,日語流利、成績優秀、體格強健。其中他的父親高木忠一(Thaliu.Taitairi)曾是青年團分隊長,具領導能力,被日本人拔擢,授予伍長軍階。

這些口述不僅印證了教育所、青年團與日語能力在徵募中的作用,也讓我們看到,名簿上的人並不是抽象的「隊員」,而是部落中曾經受教育、被訓練、被期待,也被戰爭帶走的青年。

黃春明的作品《戰士.乾杯!》就是以高木忠一(Thaliu.Taitairi)和長子杜明昌(Palri)的故事為基礎創作而成的小說。

對遺族而言,名簿的意義尤其沉重。許多家庭只知道父親、祖父或兄弟曾經「去當高砂義勇隊」,卻不知道他們何時出發、被編入哪一支部隊、去了哪個戰場、如何死亡或為何失蹤。有些家庭只保留一個日本姓名、一張照片、一紙靖國神社入祀通知,或長輩含糊說過的幾句話。戰後政權更迭與白色恐怖氣氛,使許多倖存者不敢公開談論自己曾為日本作戰的經歷。於是,高砂義勇隊的歷史不只在國家檔案中沉默,也在家庭內部被迫沉默,造成遺族對親人生命史的斷裂與空白。

山地原住民選區立委高金素梅曾於2005年率團前往東京,以「台灣高砂義勇隊不是日本人」作為活動口號,要求將供奉在靖國神社的台灣原住民戰歿者接回台灣。 圖/報系資料庫

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理事長簡福源(中)與總幹事馬偕.理牧(左)、台權會長吳豪人(右)於2006年召開記者會,抨擊立委高金素梅不是原住民之餘,也抗議台北縣政府拆除「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 圖/報系資料庫

林榮代之所以投入高砂義勇隊研究,也與戰後被遺忘的殖民地士兵問題有關。他是日本報導文學作家,1933年出生於福岡縣田川郡銅廠村,也就是今日的香春町。二戰期間,他的父親身為當地神社神官,曾將逃跑的朝鮮煤礦工人藏匿於神社的地板下。

在林榮代9歲那年,其父因反戰思想而遭特高警察逮捕,並在遭受酷刑後死亡。這段家庭經驗深刻影響他的寫作,使他長期關注被日本帝國與戰爭體制壓迫、犧牲與遺忘的人。在訪問參加了新幾內亞戰役朝鮮人特別志願兵時,從這些倖存者口中得知了高砂義勇隊的存在,並決定在完成對朝鮮人志願兵的取材後,接著就要對高砂義勇隊進行取材。

林榮代後來得知鹿兒島有一位中村先生曾任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副官,雖然中村本人已於1992年過世,但留下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名簿與軍事郵便儲金資料。林榮代循此線索,訪問相關日本軍官與倖存者,最終完成此書。

排灣族高砂義勇隊成員周張金利向記者展示他出征時隨身攜帶的高砂義勇軍帆布袋和日軍表彰狀。 圖/報系資料庫

我與原書的相遇,則是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當時因疫情無法外出,在家中偶然從父親書櫃裡翻到這本書。父親說,這是他20多年前在日本書店買到的,因為看不懂日文,便一直放在書架上。泛黃的書頁,保存著一段長久無人碰觸的歷史。

我起初只是想試著翻譯〈日本人証言〉,沒想到讀著讀著,逐漸發現其中不僅有日本軍官眼中的戰場,也有許多可能與臺灣原住民族家族記憶相連的線索。於是,我先翻譯小隊長上野保的部分,後來又陸續完成主計中尉矢羽田直夫與第18軍參謀少校成合正治的訪談內容。

本書中文翻譯約6萬餘字。除了原文翻譯之外,另加譯原書〈名簿〉中參與高砂義勇隊排灣族和魯凱族人作為兩篇附錄。我也依據自己對太平洋戰史與臺灣原住民族史的初步研究,補充若干地名、地圖、圖片與註釋,並嘗試辨識名簿中部分隊員所屬的部落與族群。

1999年當年76歲的劉德祿曾是第三梯次「高砂義勇隊」的軍伕,他在記者面前試圖在世界地圖尋找當年參與戰役的戰場。 圖/報系資料庫

這項工作仍十分有限,因為名簿中的日文姓名、戶籍地、舊部落名、行政區劃與今日地名之間,常有轉寫、變動與判讀上的困難。然而,即便只是初步整理,也足以顯示原書的史料價值:它讓那些在戰爭中被動員、在戰後被沉默的部落青年,重新以姓名、地址、親屬與命運的形式被看見。

因此,本書的翻譯不只是語言轉換,也是一項記憶重建的工作。它提醒我們,高砂義勇隊的歷史不能只被理解為「勇敢的戰士」或「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者」這兩種單一形象。更準確地說,他們是在殖民統治、皇民化教育、部落青年訓練、戰爭動員、家庭生計與個人志向交錯下,被推向南洋戰場的一群臺灣原住民族青年。

當我們閱讀本書,不只是為了追問誰曾參戰、誰戰死、誰失蹤,更是為了理解殖民地戰爭動員如何深入部落社會,如何透過教育、警察、名額分配與軍事需求改變一代青年的生命。也希望透過這本譯書,讓更多遺族有機會重新尋找家人的名字,讓那些長久被埋沒在戰爭、殖民與沉默之中的部落勇士,重新回到我們的歷史記憶之中。


《魔之濕地:台灣第五回高砂義勇隊 日本軍官證言》

作者:林 榮代(林えいだい)

譯者:台邦.希熙里

出版社:前衛出版

出版日期:2026/08/05

內容簡介:1943年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數支由臺灣原住民青年菁英組成的部隊,穿上軍服,遠離故鄉,被推向南洋叢林最前線。然而,從部落青年成為帝國士兵的「高砂義勇隊」,他們是如何被教育、被期待、被使用、被犧牲?

關心戰爭歷史、致力於挖掘日本歷史暗面的紀實作家林榮代(林えいだい),於1994年尋得第五回高砂義勇隊等資料,並循線訪問曾參與新幾內亞遠征戰事的日本軍官,完成《台湾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名簿・軍事貯金・日本人証言》一書,堪稱二戰後少數關於高砂義勇隊的完整紀錄。對於了解犧牲最為慘烈的第五梯次高砂義勇隊及原住民參戰的脈絡,有相當重要的史料與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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