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卻有日本姓？從《雪女》作者小泉八雲的歸化，看明治日本如何界定身分

時序逼近農曆7月，也是台灣民俗的「鬼月」；而日本亦進入真正的盛夏，打開電視，從試膽大會、怪談特輯到靈異節目接連播出，人們試圖以一股陰森的涼意，為悶熱的夏日降溫。對日本人而言，用怪談「消暑」早已成為夏季固定的風物詩。在眾多日本怪談之中，台灣讀者或許最熟悉的故事之一便是《雪女》。這則故事收錄於知名作家小泉八雲的《怪談》之中。然而，比起《雪女》本身，更耐人尋味的，或許是作者本身。

「小泉八雲」這名字聽起來再日本不過，但他原名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出生於希臘，具有愛爾蘭血統。原本受聘來日擔任英文教師的赫恩，在抵達日本後深深著迷於日本各地的民俗傳說、宗教信仰與庶民生活。他走訪地方、蒐集故事，並以英文將日本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

這樣一位出生於歐洲的外國人，為什麼會擁有一個如此典型的日本姓名？他又是如何在明治時代成為日本人的？答案，藏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家制度」裡。

在《國籍法》出現以前成為日本人

1896年，赫恩取得日本國籍，正式成為「小泉八雲」。

按照現今的歸化流程，外籍人士與日本人結婚後，得依照《國籍法》申請歸化。然而，日本近代第一部正式的《國籍法》直到1899年才公布，小泉八雲成為日本人的時間，比這部法律還早了3年。在國籍法尚未頒布的時代，赫恩所面對的是明治初期一套尚在形成中的身分法秩序，而不是今日將婚姻、戶籍與國籍分別處理的法律體系。

當時有關日本人與外國人結婚及身分變動的問題，主要依1873年的《明治6年太政官布告第103號》等規範處理。這項布告在不同研究中，常被稱為《外國人民與婚姻差許條規》、《內外人民婚姻規則》或《內外人婚姻條規》。名稱雖不完全一致，但它所呈現的核心十分清楚：在當時的制度中，婚姻並不只是兩個人的私人關係，也會牽動戶籍、家的歸屬，以及一個人究竟被視為日本人或外國人。

小泉八雲成為日本人的流程根據相關史料，他的身分確立是歸化行政與「外國人入夫婚姻」兩條制度相互銜接的結果。

兵庫辦歸化，島根辦入夫婚姻

當時居住於神戶的赫恩，先向居住地所屬的兵庫縣申辦歸化相關手續，但取得日本國籍的前提是，他必須正式進入妻子小泉節子（セツ）所屬的小泉家，所以赫恩必須先以「入夫婚姻」的方式進到小泉家。

所謂「入夫」，是指男性進入女性所屬的家，成為該家的一員。赫恩不是把妻子帶入一個外國丈夫的家庭，而是自己進入小泉家的戶籍，承接小泉家的姓氏與家族身分。因此赫恩在取得小泉家戶主同意後，申請「外國人入夫婚姻」。這項涉及節子戶籍及小泉家身分關係的手續，是由赫恩戶籍所在地的島根縣知事核准。

具體而言，島根縣處理的是赫恩以外國男性身分進入小泉家、並與節子成立入夫婚姻的家族法及戶籍問題；兵庫縣處理的是赫恩由外國人轉為日本人的歸化問題。兩項核准完成後，赫恩才得以進入小泉家的戶籍，使用「小泉」之姓，並以「小泉八雲」的身分成為日本人。

在這套制度中，婚姻、戶籍與國籍並不是彼此獨立的3個法律問題。外國男性一旦以入夫形式進入日本人的家，便可能隨著家族身分的變動，取得日本人的法律身分，也就是當時所稱的「日本人たるの分限」。小泉八雲正是透過這條制度路徑，先進入小泉家的戶籍，後取得日本國籍，並改名為小泉八雲。

一方面，赫恩必須得到國家行政機關對其歸化的承認；另一方面，他也必須透過入夫婚姻，納入日本的「家」與戶籍秩序。前者使他不再是外國人，後者則決定他將以哪一個日本家族成員的身分存在。若沒有歸化核准，赫恩仍是外國人；若沒有入夫婚姻，他也不會以小泉家成員的身分進入節子的戶籍。正是兩條程序相互扣合，才共同塑造出「小泉八雲」這個新的法律身分。

成為日本人以前，先成為某個「家」的人

小泉八雲的經歷之所以重要，不只因為它是一件特殊的歸化案例，更因為它讓人看見，明治日本如何透過「家」來安排個人的身分。在明治時代，「家」並不只是共同生活的家庭，而是一項具有法律意義的制度。婚姻、戶籍、親屬、姓氏、繼承與國籍，都可能圍繞著「家」運作。

今天的我們或許傾向認為，國籍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公法關係；但在當時，一個人要成為日本人，不只要改變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也必須被安置進某一個家、某一本戶籍，以及一套具體的親屬秩序之中。根據1899年日本的《國籍法》，當時外國女性嫁給日本男性可能隨婚姻取得日本人身分；而日本女性嫁給外國男性，則可能失去日本人身分，改從丈夫的國籍。這套制度表面上追求夫妻及家庭身分的一致，實際上卻以男性和「家」為中心，安排個人國籍的取得與喪失。

小泉八雲的情況之所以特殊，正是因為他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他不是以外國丈夫的身分，將日本妻子帶離原有的家與國籍，而是自己成為小泉家的入夫。也就是說，他取得日本國籍的關鍵，不只是娶了一位日本女性，而是透過當時家制度所提供的法律途徑，成為小泉家的一員。

從現今觀點來猜想，這或許像是父系家制度中一條少見的側門。然而，這並不代表當時的法律已經尊重婚姻雙方平等或個人自主。然而恰恰相反，這條道路建立在「個人從屬於家」的法律秩序之上。小泉八雲之所以能被承認為日本人，不是因為法律把國籍視為一項完全由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而是因為他透過家制度與婚姻，被重新安置進日本的戶籍與家族體系之中。

國籍不只是一本護照

小泉八雲選擇取得日本國籍的考量，當然可能包含他對日本文化的認同，但這個決定也具有非常現實的家庭法意義。在日本近代民法與國籍法尚未完全成形的年代，外國男性與日本女性所組成的家庭，可能在婚姻效力、戶籍登記、子女身分及繼承關係上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根據當時小泉寫給友人的書信中敘述了他對即將出生的長子身分感到焦慮，而正式進入小泉家的戶籍，能使赫恩（小泉八雲）、節子與孩子能夠被納入同一套法律上的家族秩序，獲得相同的國籍、姓氏與家庭身分，同時也能給予孩子婚生子女身分。

小泉八雲的經歷表面上是一段歸化史，實際上卻是一幅明治身分法的縮圖。它讓人看見，在日本近代法建立之初，國籍不是一本單獨存在的護照，而是一張與婚姻、姓氏、戶籍、親子關係及繼承緊密交織的法律網。

戶主在這套制度中，也不是單純的家庭代表。誰可以進入某一個家、成為戶籍中的成員，往往需要得到戶主同意。戶主對家族成員身分的控制，不只是家庭內部的權力，也會影響國家如何辨識及承認一個人。這正是明治家制度力量強大的地方：國家並不需要直接管理每一個個人，而是透過戶籍與戶主，把個人組織進一個個「家」之中。

小泉八雲如何從拉夫卡迪奧・赫恩變成「小泉八雲」，所呈現的不只是個人選擇一個國家的故事。他還說明了姓氏在明治日本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名字，而是「家」的標誌。一個人改變姓氏，往往意味著他在法律上被重新安置進另一個家；戶籍、親屬關係、繼承資格，乃至國籍，都可能隨之改變。

對當時的法律而言，維持一個家只有一個姓氏，不只是生活上的習慣，而是維繫整個身分制度運作的重要前提。這也和近代日本國家如何透過婚姻、戶籍與家制度，重新定義一個人的姓名、家庭與國籍有關。

消失的家制度，留下的同「姓」想像

雖然小泉八雲的故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但相關制度的影響並沒有完全離開今日日本社會。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一般庶民並沒有固定姓氏，但隨著明治政府建立近代戶籍制度的過程要求所有人民必須擁有姓氏，日本民眾才開始使用姓氏。在1876年實施初期的規定中，日本一開始其實採取的是夫婦別姓（氏）——夫妻婚後的姓氏可以不同。直到小泉八雲歸化日本的兩年後的1898年《明治民法》正式施行後，才確立了以「家」為核心的家制度。法律將家庭視為一個共同體，而非單純由個人組成，家族成員原則上共同使用同一姓氏，夫婦同姓（氏）也因此成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此後，日本的姓氏制度便與戶籍及家制度緊密結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廢除了明治民法下的家制度，戶主也不再擁有過去那樣的法律權力，也把家庭成員重新定位為彼此平等的個人，但夫妻同姓（氏）的制度卻被保留下來。日本在戰後延續了「一家應有一個共同姓氏」的制度設計，只是這套制度不再承擔明治時代那種決定身分、國籍與繼承的法律功能。

然而，法律制度消失了，人們對「家」的想像卻未必隨之消失。直至今日，日本民法仍要求夫妻結婚時須選擇相同姓氏。雖然法律文字並未規定必須由女性改成男方的姓氏，但在實際社會中，絕大多數婚姻仍由妻子改從丈夫之姓。每當日本社會討論選擇性夫妻別姓時，也經常有人主張，一家人就應該使用相同姓氏，否則將造成戶籍混亂、削弱家庭一體感，甚至導致家庭崩壞。

因此，今天日本圍繞（選擇性）夫妻別姓（氏）的爭論，真正討論的重點往往不只是改不改名字、又是誰改名字，而是對「家庭究竟是一個共同身分單位？還是一群平等個人的集合？這兩種家庭觀的拉鋸。

這些說法未必完全來自現行戶籍制度的技術需要。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明治家制度所留下的文化記憶：家庭必須擁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家庭成員必須被歸入同一個身分單位，而姓氏則被視為維持這個單位完整的重要標誌。

今天，日本人已不再生活在明治民法的家制度之下，但當人們仍把共同姓氏視為家庭存在的證明時，那個早已在法律上消失的「家」，或許仍以另一種形式，安靜地留在現代日本的戶籍與想像之中。它不再以戶主或家督相續的形式存在，而是藏在共同姓氏、戶籍制度，以及人們對於「一家人應該共享同一個名字」的想像之中。

當今日日本仍持續爭論是否應開放選擇性夫妻別姓時，人們所爭論的也不只是姓氏，而是明治家制度留下的家庭觀，究竟應該延續？還是走向另一種以個人為核心的家庭法秩序？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