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談判回歸法治與國會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總統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ＩＥＥＰＡ）課徵「對等關稅」及「芬太尼關稅」逾越授權而無效。這不只是美國內部的憲政事件，也為所有民主國家提供重要提醒：重大經貿措施，終究必須回到清楚法源、正當程序與可受監督的制度軌道。

行政院表示，美方改採《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一二二條徵收百分之十臨時關稅，初步評估衝擊有限，但仍不足以安定市場。

ＩＥＥＰＡ路徑被否決後，美方可能改走一二二、二三二、三○一等不同法源，代表工具變了，風險型態也隨之改變。尤其二三二（國安）與三○一（不公平貿易）往往牽動供應鏈布局與產業合規成本。對台灣而言，影響不僅在稅率高低，更在規則不確定性與長期投資判斷。因此，當前至少有三項制度性問題必須釐清。

首先，已簽署的對等貿易協定與投資備忘錄，其法律基礎與適用範圍必須說明清楚。若涉及關稅安排、投資採購承諾、非關稅障礙調整與監督機制，就應公開文本、附件與影響評估，接受國會與社會檢驗。談判可以務實，但不能黑箱；承諾可以交換，但必須可被監督、可被追責。

其次，國會監督不是阻礙談判，而是風險控管的制度保障。當關稅措施曾被認定存在法律爭議，社會自然會關心談判時點與策略是否過於急迫，是否錯失更有利談判空間。這類討論應轉化為制度要求：政府應提出最壞情境備案，並建立承諾履行停損點與再協商機制。

第三，國家信用不僅來自談判技巧，更來自制度透明與程序正當。行政部門若能在對外協商前取得明確授權、過程維持資訊公開、結果交付國會審議，反而能強化談判正當性與持久性。

美國最高法院對行政權畫出界線，展現司法在權力分立中的制度角色。這樣的法治精神提醒各民主社會：司法不是治理阻力，而是確保治理合法與可持續的基礎。當重大經貿政策牽動產業與民生，更需要制度制衡。立法院回歸理性監督，正是確保政策符合長期國家利益的重要機制。

在國內政治層面，總統已釋出對話善意，邀請五院院長會面。社會期待此類制度性互動不只是形式，能成為政策協調與責任分工的實質平台。立法院即將開議，行政與立法更應在互信基礎上，審慎處理台美貿易協定與國防政策。若關稅措施本身曾存在法律瑕疵，台美談判成果的法律定位與效力，更有必要說明清楚。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提醒我們：法治不是口號，而是把權力關進程序。美國大法官依法裁判、不為政治服務的獨立精神，亦值得我國大法官學習效法。台灣面對變動中的國際經貿環境，更應以制度化決策提升國家韌性—公開資訊、接受監督、審慎授權、預設退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爭取國家與產業最大利益。

（作者為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