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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代孕争议持续 德国执政党议会党团主席辞职

2026年7月18日

曾明确反对代孕的前卫生部长施潘在海外代孕得子并引发舆论风波之后,已辞去议会党团主席一职。此争议也再次点燃德国社会对代孕合法化与伦理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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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潘与丈夫丹尼尔·丰克并肩站立
施潘与丈夫丹尼尔·丰克(Daniel Funke)图像来源: Annette Riedl/dpa/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代孕争议引发巨大政治压力之下,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议会党团主席施潘宣布辞职。

据路透社周六(7月18日)报道,施潘在一封致议会党团的信中写道:“我已通知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党主席默茨和索德尔,我通过这封信函辞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一职。”

此前,德国总理默茨已经以基民盟主席的身份,呼吁施潘辞职。德新社从接近默茨的知情人士处获悉了这一消息。

代孕在德国被明令禁止。施潘所在的基民盟明确反对代孕,而施潘本人早年间也曾公开表达对代孕的质疑态度。

“我的个人幸福与我的政治职务是无法两全的”

在施潘致议会党团成员的信中,他也写道:“在过去几天,我意识到,我的个人幸福——与丈夫组建家庭、成为一名父亲——与我的政治职务是无法两全的。我个人决定通过代孕生子,而作为议会党团主席,我肩负着人们的期望,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得多。”他表示,如今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施潘在新闻发布会上
辞去议会党团主席职务之后,施潘仍保有联邦议员的身份图像来源: Metodi Popow/picture alliance

值得一提的是,施潘辞去的是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职务,到目前为止,他联邦议员的身份没有变化。辞去党团主席并不意味着退出政坛,更不等于失去议员资格。

施潘是基民盟的知名政治家,此前他和丈夫在美国通过代孕获子而受到舆论压力。

施潘的丈夫丹尼尔·丰克(Daniel Funke)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二人喜得贵子的消息。施潘本人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说:“我的丈夫当了爸爸,我也一样。格奥尔格(Georg,编注:二人的儿子)是我们莫大的快乐,这种感觉难以言表。”

孩子的基因来自丹尼尔·丰克。“我们知道,代孕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偏见。但正如伟大的(足球皇帝)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所说:‘上帝为每一个孩子的诞生感到欣喜’,”丰克对《图片报》表示。

据两位父亲介绍,代孕母亲将继续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她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并将陪伴格奥尔格走过人生旅程。”

“在德国国内制定法律,却利用金钱和人脉规避这些法律”

今年2月于斯图加特举行的全国党代会上,施潘所在的基民盟(CDU)重申了其关于代孕问题的立场:“鉴于涉及代孕的伦理、法律及实际问题,基民盟重申其主张,即维持德国对代孕(包括利他型代孕)的禁令,以防止滥用、剥削及健康风险。”

施潘在基民盟的党代会上发言
施潘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代孕图像来源: Thilo Schmuelgen/REUTERS

该党一位女发言人在接到《图片报》问询时强调:“德国基民盟已通过明确的党代会决议。从党的角度来看,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应保持不变。”联邦家庭事务部长卡琳·普里恩(Karin Prien,基民盟籍)所在部门的一位发言人也援引了联合执政协议,明确表示有关代孕的法律状况维持不变。

德国著名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对施潘代孕生子一事提出了尖锐批评:“德国禁止代孕是完全正确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派的议会党团领袖,延斯·施潘迄今为止一直反对解除这一禁令,这也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人不是商品。无论是充当‘生育机器’的女性,还是为了金钱而被制造并买卖的儿童,都不应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

图林根州妇女联盟主席马里翁·罗辛(Marion Rosin)态度坚决地表示:“出于充分的伦理考量,德国禁止代孕。任何试图通过在海外寻求代孕来规避这一禁令的行为,都是对德国法律精神的漠视。”她认为,如果一位资深政治家丧失了公信力,“辞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后果。”

自民党副主席亨宁·赫内(Henning Höne)在接受媒体RND采访时说,代孕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他对不同的观点持尊重态度。“但我无法尊重的是那些政客:他们在德国国内制定法律,却利用金钱和人脉在国际上规避这些法律。”

怀孕和分娩绝不能“变成主要由富人买得起的服务”

左翼党党员卡特琳·格贝尔(Kathrin Gebel)警告称,怀孕和分娩绝不能“变成主要由富人买得起的服务”。不过,她也对所谓的“利他代孕”(即无偿代孕)也持批评态度,因为“怀孕和分娩对相关女性而言,都伴随着巨大的身体、健康及社会风险”。

隶属于基民盟的“支持生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组织主席苏珊娜·文策尔(Susanne Wenzel)批评指出:“政治家的这种行为——无论其初衷如何——都严重削弱了公众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信任,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政治决策者所适用的标准与普通公民截然不同。”

2015年,在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卫生政策发言人期间,施潘曾对《GQ》杂志说:“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和基督徒,我个人很难接受‘借腹生子’(代孕)这种做法。要接受自己无法通过自然方式成为父亲,需要极大的谦卑之心。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这种心态。”2020年,在他领导下的联邦卫生部拒绝了自民党关于部分将代孕合法化的呼吁。

代孕在德国被明令禁止。协助安排代孕的医生将面临刑事处罚。充当代孕中介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在德国抚养一个在海外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并不违法。“施潘案”便是一个例子。然而,根据德国法律,代孕母亲始终被视为孩子的法律母亲。

据Tagesschau报道,许多德国人会前往海外,通过代孕实现为人父母的愿望。代孕每个孩子的总费用在10万至25万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支出用于支付中介费、法律费用和保险费。因此,美国的代孕服务是一项商业活动,这也使其经常因伦理问题而受到批评。此外,加拿大、乌克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也存在代孕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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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我是如何成为代孕母亲的?

(德新社 Tagesscha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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