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是谁
“我是谁”（自身所是）？这是一个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看似简单但却无解的论题。除了那说不清也道不明，因此实际上并不那么可靠的所谓信念在勉强支撑着我们对自身的肯定之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能够成功地、准确地、令人信服地实现对自身的“是”判断（某些宗教上对自身的“是”判断已被证明是千疮百孔，不堪一驳）。
这正是因为：任何“是”的判断，都必然产生自他分别，使判断者（指者）被排斥在判断对象（被指者）所包含的范围以外。
为什么“任何的‘是’判断，都必将产生自他分别”？
“是”判断一定包含行为和目标。“是（确认）”是行为，“什么（的）”是目标。目标成立，当且仅当确认行为实现。
行为一定有行为发生者（海德格尔的“在者”），指者就是行为的发生者，因此行为与指者是不可分割的全体（笛卡尔“我在”的立论中，其“我在”本质上是与思想“遥遥相对”的目标属性。本文下卷将重新诠释“我在”的属性）。我们在研究逻辑基本规律时，仅仅讨论思维过程（行为）而不把思维者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非主题化），结果就造成一系列问题。
而目标是一个集合，严格地说是一个多重身份的集合，这个集合的所有权可以属于任何事物（母体群），当然也可以属于“我”（例如“这是我的”），但却一定是独立于指者之外的分裂体——我非指者。
即确认行为与目标是各有所属的界限分明。
因为：
如果目标即是指者，即如果目标与指者是同一的全体，目标就不能产生，行为就不会发生，“是”判断就不能成立（行为发生者不能以行为发生者自身为对象；弦上之箭不能以弦自身为目标）。
所以：
只要“是”判断成立，则指者不能是目标，或者说指者一定在目标之外。
这就用“反证法”证明了：
任何的“是”判断，都必将产生自他分别。
这里传递的信息是：“是”判断的对象一定是除了判断者自身以外的对象，即一定是“他者”。即，在“是”判断中，目标与指者永远不等价（严格而言叫“非全同关系”）。因此“是”判断永远都是“他涉”。进一步的解读是：我们永远不能对我们自身（康德所认为的“物自体”）作出“是”判断。
故，并非“物自体独立于认识之外（康德语）”，而是“认识”只能认识（确认）“自他分别”的他者。物自体并非“不可知”而是不可“识（确认）”。通过“确认”
（是其所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从“是之为是”到“我是（自身所是）”的转化（海德格尔企图以嵌入时间性“境域”完成这种“自身所是”的转化，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即，因自他分别的内涵，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自我指涉（自涉）。这是“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一个重要外延。
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是这种自他分别的典型：当我不能怀疑“我的怀疑”时，确认性“是”判断的自他分别就已经产生：确认“怀疑”的不可怀疑的真实性的同时，“怀疑”必然已经“变成”与指者分离的目标，“我在”始终是“我的在”。因此，和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笛卡尔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企图确认“是什么”，却从未质疑过“确认”本身会带来什么问题：确认不能确认“确认”自身——行为不能从行为发生者独立开来。
因此，与其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及“近代科学始祖”，更确切地说他是人类在“智学”上致力于登峰造极的重要推手之一。但这种登峰造极是福是祸，接下来的文章会深入分析。
（为了强调“自他分别”，这里的“自我指涉”专指判断者本人，而自我指涉的本来意思是：用概念整体来定义或者概括该概念本身。“不可能自我指涉”形象通俗的理解就如同我们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根据逻辑基本规律中的同一律同样能推导出“不能自我指涉”的结论，因为“我”是一个全体，与“是”后面任何“什么”的集合都不等价，不能构成A=A的重言式。但同一律推导的“不能自我指涉”没有反映出“自他分别”这个重要属性。）
假设强行设定目标与指者等价（同一），那么，诸如“我是人”、“我是好人”，“我思故我在”甚至“我是自有永有的神”这类“自涉”的确认行为就不能发生，“是”判断就不能成立。
所以，“我是谁”是一个真值为假的“假命题”。
因为，我们对于“我是谁”这个论题永远都“说不清道不明”。
“判断者被排斥在判断对象所包含的范围之外”这句话，如果从“他涉”的角度去理解，读者或者能够接受。例如“那是一片云”这个“是”判断里，“云”这个目标当然不是判断者，判断者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成为“一片云”。但从自涉的角度，“‘我是谁’不能成立因为这个‘谁’不可能是判断者自身”这个推导就不是那么容易让大众理解。
大众不容易理解的根本原因是：人类都有自我认同及自他认同的需求，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自在与自为具有同一性。
但是——自在与自为之间没有同一性。
自在是形而上的全体，圆满具足，没有任何分离或缺失，因此称其为非形式——“我”未曾发出“是”这个行为之前具有“无所属”的全体性。自在“什么也不是”，即“什么”都不能代表、形容、象征、证明、判断、确认“是”自在。
自为必然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即自为都是“是”判断的目标。任何“是”判断的目标，都是形而下的个别形式，都代表了分离或缺失，也就是不圆满不具足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影子是我的影子”，而不能说“我是影子”。同理，可以说“人是我的表体特征”而不能说“我是人”（这段话应该有人会反驳：我与“影子”的内涵与外延都不同，当然不能说“我是影子”。但我与“人”的内涵与外延一致，为什么不能说“我是人”？笔者的回答是：在严格的内涵和外延概念上，我与人并不一致。不过，从一般的逻辑意义上，“我是人”这个“所指”在表述上“当然是”没有问题，但这里的“没有问题”其实是被后续的无数问题所掩盖着。因为，“此我非我”）。
因为，“什么”都不过是非形式“我”的表现形式“我的”。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错误地认为自在与自为具有同一性？拉康的心理学理论可以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启发。
拉康认为：婴儿时期的心理初始状态本来是圆满具足的同一，即没有主客体的区别意识，但随着与遭周环境的不断接触，从中受到的刺激作用下所得到的经验中就有了“他者”的概念（海德格尔称这个过程为“此在被抛入世界”——存在是强加性的。但因自他分别的属性，实际上是“此在自以为进入世界”），即首先产生了他涉的“是”判断。拉康进一步分析后认为：他者的产生让婴儿感觉到某些东西包括母亲在内并不是他的一部分，因而产生了分离（出离）和缺失（被阉割）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是婴儿不愿意承受的，于是他因为希望“他者”消失从而能够回到初始的统一而发出了内心的“请求”（弗洛伊德的前俄狄浦斯情结）。终于在“某一天”，婴儿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镜像，在外界（通常是母亲）的“旁证”下，婴儿就把镜像中宾格的“我的”错认为是主格的“我”而把镜像与幻想的自我进行连接。这个镜像以“理想自我”的形象满足了婴儿的“请求”，补偿了缺失部分带给婴儿的焦虑感。自在与自为之间的混淆从此时开始产生（自涉的“是”判断产生）。也就是说，婴儿以为“本我”能够从外界得以证明，“我是”思维模式开始建立，这个过程拉康称之为“想象界”。随着婴儿成长为成人，逐渐掌握了语言与符号识别能力后，“想象界”会逐渐与“象征界”“重叠”（实际上不是重叠而是“手性”——我们的双手是一对“对映异构体”，左右相反不能重合。在下卷将继续这方面的讨论）。“我是什么”的思维模式通过“象征界”的语言符号形式化后再反馈到思维中而形成思维定式。
拉康的“镜像”理论其实已触及到万事万物的本质（《逻辑后缀学》的下卷将继续这方面的讨论）。可惜的是，拉康仅仅是从“人学”的角度分析人的精神状态，并没有真正从“是”判断必然产生自他分别这个内涵上深化思考事物的本质，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自我缺失的问题。拉康反而认为这种缺失是进入文化，成为一个文明化的成年人的必经之路而给予肯定。因而他的理论就成了不彻底的及最终走上歧途的理论。
同样地，尽管海德格尔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对“有”与“无”的理解有别于其他的西方学者（因此笔者在本著作中多处引用其理念），故而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因误解了存在的意思而去研究个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存在本身的问题。继而进一步认识到：一般（西方）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里未曾得到明察之前，就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存在而被作为讨论的前提（预设性，例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把人对象化而造成主客体的对立）。但海德格尔并未意识到，他之后所发出的一系列对存在的“追问”，实际上还是“放不下”对“是”特别是“人是”的执着（例如对时间本源性的探讨最后依然沦落为与传统大同小异的“准则”）。个别存在与存在本身的区别不过是“是”判断模式里他他分别与自他分别二重分裂内涵的表现，因此并没有脱离西方传统哲学的视界，依然不过是“是”判断模式的“是什么”或“为什么”。因此海德格尔著名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同样也是成了“虎头蛇尾”的作品，到最后究竟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仍旧是不了了之。反而在追问过程中，海德格尔把存在作为此在的“显示”（也就是他他分别属性的“是什么”及“为什么”）的论述，成为日后所有存在主义理论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论（向来我属）奠定了基础，为个人主义思潮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打开了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