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为（形式）都是“是”判断的目标，“是”判断必然会产生自他分别，因此自为只能够相互他证（他涉）而不能自证，即自为只能够通过相互间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才能“被证明”而永远没有自主性（海德格尔称为“沉沦”）。
但无时无刻无孔不入的反复他（它）证令我们对这个被证明的“是”是“我”（其实是“我的”）信以为真，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在思考自身的意义及存在价值时，都认为必须有个“什么”（实质也好代表也好象征也好）是“我”才有意义，最终“成功”地令我们把“我”和“是什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构成了“我是什么”。
由于“我是什么”混淆了自在与自为两者的关系，本来没有矛盾冲突因为不具备同一性的自在与自为就变成了伴随着我们一生的矛盾体：
在人的思维中，“是”判断的产生、形成过程是充满了矛盾的（随着文章的展开会不断深入分析“是”判断的矛盾性）。首先，因“是”判断而产生的“他者”概念造成了自我感到缺失的心理——只有当你想要的客体不在场时你才需要言词（拉康言）。意思是言词意味着缺失。这句话相当之精彩，因为言词的功能本质上就是信息，我们不妨延伸其意为：信息反而意味着缺失——越确认越缺失。换言之：现代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深入反而意味着现代人越来越缺失。
其次，“镜像”既是自我与他者混淆为同一的始作俑者，亦起着巩固自我与他者二分错觉的作用：一方面，“我”自始至终必须不断地理所当然地通过他者才能被证明“是什么”
——即永远摆脱不了众“母体”的影子（所有人都是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元素”，所以我也是人）。“我是”的证据（镜像）不断地令我们“信以为真”，我们终于对“我是什么”确信无疑。
而另一方面，“我是什么”的不断巩固，却又致使“我”与他者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分明甚至是牢不可破——“独立”之后的集合“拒不接受”相关众集合中其他元素加入这个新领域（他他分别：我是人，但我绝不是他人）。
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这样“意识的多样性”就造成了冲突和纷乱。而他人和我发生关系则是通过“注视（外视）”：我在他人的“注视”下，会感到自身的异化，我变成了为他人而存在，但我却永远不能化归于他人，反之亦然。
现代人追崇的“个性”就是这种矛盾体的具体表现之一：所谓个性，就是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不与他者“同流合污”的同时，又必须在他者的“注视”下才能存在的一种“异化”，个性实际上是“为他者而存在的存在”
，即只能够“被证明‘是’”而根本没有自主性。这种个性的“与众不同”意味着：不能被他者“同化”，但又祈求他者的证明对自己个性的“支持”之间，就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
城市化之后的人际关系则是这种矛盾的群体性表现：一方面人们对大城市趋之若鹜，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真正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越密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疏离，“每个个体的内心，都形成一个个的孤岛”。
生活在这个矛盾体中的我们是如此的无奈。只要我们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对策与这个矛盾体相抗衡，我们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刷朋友圈”，否则就会被“Out”了，意思是我已经在他者的视线范围之外，没有人注视我了，我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现代社会里还多了一种现象：我已无力与时俱进，我的存在确实没有意义，那么我就干脆“躺平”了）。
我们以为世界属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奔放，狂傲不羁。现实是，我们始终属于世界。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贫困潦倒，无论是出人头地还是寂寂无闻，我们始终是不由自主。我们以为可以改造世界，其实是世界通过无情岁月的侵蚀，不断在我们的心灵刻画着烙印。
我们所作的任何努力，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所有这些“伟大的抱负”，都不过是妄图寻求或建立“更加理想完美之自我”的一种行为表现。然而，“理想完美之自我”永远不可能以自为（形式）的面目出现，被证明的任何“是”都绝不是“我”，即绝不是自在而只能是自为（我的）。“是”越多，“我的”就越多，自我反而更加分崩离析。并且，由于行为与指者是不可分割的全体，自我的分崩离析不是因为受到任何外力的作用（不是此在被抛入世界），而根本是由指者本身的行为所造成的“语境”（此在自以为进入世界）——不是判断目标排斥指者，而是指者的行为把目标独立（分裂）于自身之外——自我的“内爆”。
我们种种努力充其量能够得到的不过是“理想完美之自我之镜像”。因此笔者把人类自以为掌握了的真理称之为“映理”。“是”判断过程中自他分别的二元性永远不能消弭，人类的分离和缺失的错觉及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感从未真正消失过。恰恰相反，我们对价值观、对真理的渴求越强烈，不过是暴露出我们内心因分离缺失错觉而产生的焦虑感越是强烈。当弗洛依德把“我”的意识进一步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更是人为地为“我”刻上了道德的烙印，无端地令“我”成为我自己的“道德包袱”。但强烈的焦虑感却又令我们顽固地认为这些被证明的“是”、这些真理都与“理想完美之自我”必然有关。这种“必然有关”的顽固信念更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赖以为依傍的精神支柱使我们即使可能知道“我是谁与我无关”，我还是心甘情愿固执地自我诱导“当然与我有关”；即使我们意识到“我是谁”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我们还是固执地千方百计地终其一生去确定“我是谁”；即使我们都明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是“能拿多少是多少”；即使证明了“我是什么”不能成立，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约定俗成以“但求方便”作为理由故意模糊语义令“我是什么”成为“自以为是”的想当然并努力诠释这种想当然。
米兰·昆德拉把这种想当然的徒劳努力形容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笔者认为：不是因为人类的思考让上帝发笑，而是因为人类不懂得如何思考，令上帝“哭笑不得”。
结果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所作的任何努力，不过是这么一个怪圈：我是——我不是——我越是——我越不是——我越想是。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喀索斯被众女神诅咒的顾影自恋：爱上一个人，却永远得不到这个人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