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战团：重新评估维京雄师及其对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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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s of brothers: a re-appraisal of the Viking Great Arm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candinavian colonization of England

BEN RAFFIELD

2016

译者：石中居士

摘要

电视剧《维京传奇》中的维京雄师
尽管公元9世纪的维京雄师（Viking Great Army）一直受到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密切关注，但它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本文除了研究支撑维京“军队”形成的组织结构外，还通过考虑考古文物，探索了英格兰维京雄师存在的证据。鉴于此，我认为维京雄师更应该被视为一个流动社会或政体，而非一支武装力量。以这种方式看待维京雄师，不仅影响了对于野外发现的考古证据的解释，也影响了我们对公元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定居行为的理解。

引言

公元9世纪的英格兰势力图
军事冲突和暴力是维京时代英格兰的重要历史动力。公元9世纪期间，军事冲突不仅使众多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落入维京人之手的进程加速，而且也导致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的殖民，以及仅仅几十年后，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的后继者对这些领土的吞并。

阿尔弗雷德大帝的雕像

电视剧《孤国春秋》中的古斯鲁姆
然而，维京人的威胁在形式和持续时间上并不一致。尽管英格兰从公元8世纪晚期到9世纪中期遭到季节性的掠袭，但一支维京武装力量在公元850年抵达萨尼特（Thanet）并在此过冬的事件，才标志着相对于之前的军事冲突，形式上有了重要的进化——掠袭舰队在冬天来临之前不再返回斯堪的纳维亚。[1]随后在公元865年，一支micel here（“大军”）抵达东盎格利亚，开始了一个吞噬英格兰的、战乱的动荡时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维京人征伐英格兰各地，接连颠覆了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这三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在公元9世纪70年代，维京雄师开始分裂，并分别于公元876年、877年瓜分了诺森布里亚和麦西亚。[2]维京雄师余部由古斯鲁姆（Guthrum）指挥，企图征服韦塞克斯，但在公元878年的爱丁顿之役（Battle of Ethandun）中，他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国王打败。盎格鲁-撒克逊人取得胜利后，阿尔弗雷德将东盎格鲁地区割让给古斯鲁姆，后者于公元879年率领残军定居于此。[3]维京人分散在这片土地上，其中一些维京人群体成为了负责斯堪的纳维亚政体和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王国的精英。经过长期的兼并和征服，到公元10世纪中期，这些地区被纳入到西撒克逊和麦西亚王国之中。

尽管维京时代以暴力闻名，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的军事冲突的影响，在20世纪后半叶被学者们淡化了。[4]尽管这些学者们正确地强调了维京时代的生活中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其它的方面，但这种修正主义论调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认为我们已经“看不到维京人暴力的一面”。[5]这些态度推动了当代的辩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辩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Peter Sawyer对维京军队的重新评估。[6]Sawyer认为，史料严重夸大了维京军队的规模，并怀疑他们的人数是否曾超过1000人。他假设的数字在几百左右，而这一理论后来被Nicholas Brooks所否定。[7]自那以后，争论一直在继续，尽管Howard Clarke认为，军队数量可能是“数百而非数千”，但Gareth Williams表示“似乎很难将同时代规模最大的维京军队与低于数千人的数字相协调。”[8]最近，学术界通过对掠袭、战争和兵器的讨论，军事冲突问题重新受到重视，许多研究涉及中世纪早期从军事力量的组织到民防、战斗和国家形成等各种问题。[9]

骑马与砍杀：战团维京征服
在这些学术争论的进展中，维京雄师一直是争论的焦点。1974年-1993年，在雷普顿（Repton）发掘出了一处与维京雄师在873-874年过冬相关的遗迹，而最近在托克希（Torksey）的考古调查已经开始揭示维京雄师在872-873年期间占据的过冬场址。[10]Shane McLeod研究了维京雄师的各个方面，从其在野外维持生存的问题，到其可能的基督教同化问题；而Richard Abels则考虑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使用的语言，这使他认为，维京雄师并非一支“军队”，而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团队（或许用“战团（warband）”来描述它更为合适）。[11]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明确使用here一词来把维京人群体从合法、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相区分开来，这要归因于这支军事力量要比先前可能存在的维京武装力量拥有更复杂的组织结构。[12]

维京雄师缺乏正式的组织结构，这归因于维京军队很可能是由许多lið 组成，他们在同时代的法兰克文本中被称为sodalitates，字面意思是“兄弟情谊”（见下文）。[13]这些人是效忠于自治领袖“首领”或“国王”的军事扈从，领袖要负责供养、装备并奖励这些追随者，作为他们为自己效劳的回报。[14]这些群体的规模并不是固定的，人数一般可能从两三艘船的船员，到一二百人的“军队”，再到规模更大的部队不等。[15]这样的组织体系可能在公元11世纪之前就已经构成了维京掠袭冒险团体的基础，并反映在同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结构中，这种社会结构围绕着由互惠关系维系在一起的自治团体建构而成。[16]这不仅支持了Abels的观点——即维京雄师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军事力量，而且对于我们应该如何从考古学角度看待维京雄师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然而，Abels对维京雄师的重新审视，继续把重点放在该群体的好斗本质上。尽管维京雄师的活动往往与后来公元9世纪70年代的定居点无关，但在公元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期间（Richard Hall承认），斯堪的纳维亚政体和英格兰北部和东部王国的复杂政治构成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维京雄师的组成和性质。[17]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把维京雄师看作一个好战的群体，还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定居者的集体，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维京人主要是“应征（by vocation）而非职业（profession）”的战士，他们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士兵”。[18]

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和下面所讨论的研究，重新评估维京雄师的核心性质，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以及对公元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殖民和定居的现存模式的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如Neil Price最近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维京人——作为是活生生的行为主体、而不是我们自己先入为主概念的产物，这些工作是至关重要的。[19]

本文将基于Abels对维京雄师的重新思考——将其视为一个混合的、组织松散的集体——进行拓展，以便更好地将其置于公元9世纪的战争、维京定居点和一连串历史事件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将通过对维京雄师的考古证据和支撑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社会-政治关系（这些社会-政治关系以前只被孤立地考虑）的回顾来实现。在简要概述相关考古遗址之后，将通过考虑墓葬证据来研究维京雄师的人口统计学。重新检查来自过冬和防御工事的职业材料，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工事的性质，以及维京军队的目的和目标。这一讨论将补充来自维京人入侵和殖民的其他地区——如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比较证据，以及来自发掘出土的遗址的数据，其中包括伍德斯敦、沃特福德的维京时代定居点，以及北约克郡的维京人营地。[20]此外，将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的考虑来回顾维京军队内部的群体关系，以便为研究维京雄师和公元9世纪维京战争提供新的研究途径。

在整篇文章中，我们都认识到，公元9世纪70年代末，维京雄师的定居点很可能只是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化的最初阶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第一批定居点出现之后，迎来了随后的殖民浪潮，其中一些殖民毫无疑问是由没有历史记载的移民进行的。在其他情况下，一大群类似于维京雄师（由哈斯廷指挥的，于公元892年从欧洲大陆来到英格兰）的人也在英格兰寻求土地。[21]同时本文将因此刻画维京雄师的社会-政治构成与斯堪的纳维亚占据王国和英格兰北部和东部政权之间的联系，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些地区可能会臣服于更多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定位英格兰的维京雄师

用马匹机动的维京雄师，图取自《全面战争传奇：不列颠的王座》
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证实的那样，维京雄师能够迅速地在各地移动，这无疑对它最初的军事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维京雄师没有任何补给线或基地用来被敌军孤立，McLeod指出，维京雄师每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中都包括粮食供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队要每年从一个王国迁往另一个王国”。[22]尽管如此，维京雄师经常在冬天停止行军，而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它最容易在考古记录中被确定。

维京托克希项目
在麦西亚（Mercia）东部有三个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70年代的遗址，它们构成了我们对过冬过程知识的主要来源。最近，约克大学和位于林肯郡托克西的谢菲尔德大学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维京雄师在公元872-3年的过冬。虽然还没有找到防御工事，但金属探测器的调查已经确定，在特伦特（Trent）河附近的一片旱地上有大量的人工制品，河和沼泽分别在东西两侧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工事。[23]发掘出的文物包括钱币、金属锭、碎银（hacksilver）、金砝码、赌博用具残片，以及一个铅片轴承模具，用于仿铸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时代的钱币。[24]

雷普顿的维京雄师过冬营地
维京雄师在德比郡的雷普顿的公元873-4年过冬营地，目前由一个D形围场所代表，围场面积估计约为1.46公顷，建在当时特伦特河河道上方的一个悬崖上。[25]围护结构的主要防御措施包括一条深4米、宽9米的沟渠，以及由其上部形成的堤坝。[26]圣威斯坦（St.Wystan）教堂被并入防御工事中，很可能是一个设防的门楼。在围场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巨大的停尸沉积层，位于一处被研究者解释为经过改造的盎格鲁-撒克逊陵墓之中。这里面至少有264具遗骸，根据古文物学家的说法，它们应该是围绕着一个中央墓葬而埋葬的（这个中央墓葬被假定为是维京人首领伊瓦尔·拉格纳松（Ivar Ragnarsson）的墓葬）。[27]Martin Biddle和Birthe Kjølbye-Biddle争论墓主是否为维京雄师成员，尽管也有人认为藏骸所中包含了麦西亚僧侣和贵族的遗体，它们的墓葬在修建营地防御工事的时候被截断了。[28]教堂墓地周围的其他墓葬也可以追溯到维京人占领时期。这些墓葬中包括一个具有很多装备的男性“战士墓葬”(G511)，它与另一个男性墓葬(G295)相邻，两个墓葬上方都覆盖着一个石冢。[29]在这些坟墓的西面是另一个男性墓葬(G529)。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遗骸个体可能分别来自丹麦西部、法国北部或低地国家，以及瑞典东南部、波罗的海、中欧或俄罗斯西南部。[30]

在雷普顿以东4公里处，坐落着英格尔比（Ingleby）希斯伍德（Heath Wood）的火葬墓地，这是不列颠群岛维京遗址特有的一个形态。这个墓地可以追溯到公元873-878年，因此最初与维京人占领雷普顿处于同一时代。[31]这些坟墓反映了一种按照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习俗埋葬死者的明确的愿望，而且墓中包括男性、女性和不同年龄的人的遗骸。希斯伍德和雷普顿不同的葬礼习俗引发了关于维京雄师中流行的宗教意识形态的问题，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人口统计学上多样化的“军队”：墓葬证据

无论维京雄师是被视为一支军事力量，或是一个复合的组织松散的军队，这两种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强调武装人员的存在。因此，考虑与维京雄师有关的墓葬证据是进行再分析的初步途径。

Adwick-le-Street墓葬中的维京妇女遗骸
尽管对于维京人旅行、战争和殖民的流行看法，倾向于认为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男性主导的，但McLeod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维京“军队”包含妇女和儿童，他假设在公元9世纪晚期定居在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之中，女性可能占其中的30%-50%。[32]从Adwick-le-Street出土的墓葬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墓葬中埋有一名妇女，她有可能来自挪威的特隆赫姆地区。这说明斯堪的纳维亚妇女来到了英格兰，埋在Adwick-le-Street的这名妇女可能是作为公元9世纪70年开始出现的大量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的一份子。[33]

《孤国春秋》中的Beamfleot（Benfleet）之战前，主角要拯救被维京人首领齐格飞俘虏的韦塞克斯公主埃塞尔弗莱德。图中人物为齐格飞。
尽管在同时代的文献中很少提到妇女和儿童，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确实注意到了这些群体在军队中的存在，例如在描述公元893年于埃塞克斯的本弗利特（Benfleet）被盎格鲁撒克逊军队摧毁的维京人防御工事时。

《孤国春秋》中的哈斯廷
占领了防御工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把里面搜刮一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带到了伦敦。这群人包括维京人首领哈斯廷（Hastein）的妻子和孩子，后来阿尔弗雷德国王又把他们遣还给哈斯廷。[34]编年史也记载，随后，维京军队先在东盎格利亚获得他们的船只、财富和妇女，然后才劫掠麦西亚。[35]当20年前，哈斯廷的军队在卢瓦尔地区劫掠之时，他们的做法如出一辙：先率领含有妇女和儿童的军队占领了荒废的昂热（Angers）城，然后遭到法兰克人长时间的围攻。[36]

在希思伍德和雷普顿的藏骸所中都发现了与维京雄师有关的女性骨骸。然而，有人认为它们的存在反映了雷普顿作为一个男女修道院的地位。[37]对集体墓穴中两个女性头骨的同位素分析表明，其中一位妇女（X17）可能在公元873年之前就从斯堪的纳维亚或中欧地区来到英格兰，尽管还不能确定她是在维京雄师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雷普顿，还是在维京雄师到来之后。第二位妇女（X3）则可能恰恰相反，她可能来自威尔士、英格兰中南部或西半部，这可以支持雷普顿存在女修道院的假设。[38]尽管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对于雷普顿藏骸沉积层的显示出模棱两可的结果（遗骸样本年代从公元7世纪到9世纪不等），但X17女性随维京雄师来到英格兰的可能性还不能被排除。[39]而X3女性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也不能排除她和维京雄师之间的关系，因为她有可能加入了维京雄师、或是被维京雄师俘虏。对于集体墓穴进行进一步研究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希思伍德维京古墓
位于希思伍德的维京公墓由59个古墓组成，其中三分之一自19世纪以来一直在挖掘。这些早期的调查与Julian Richards最近的工作相关联。理查兹将该遗址解释为一个为维京雄师阵亡成员修建的战争公墓，从公元873年至878年一直在使用。[40]尽管如此，出土的墓葬中似乎只有三分之一是代表就地火化的。Richards认为，只有象征性的部分遗骸的坟冢，是为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并火化的维京雄师成员建造的，他们的一些遗骸被保留下来，以便日后埋葬在希思伍德。[41]埋葬在其中三个墓穴（5号、6号和50号）内的遗骸个体在骨科学上被鉴定为女性，50号墓穴遗骸与一名儿童一起被就地火化。[42]在这处特殊的墓葬中，还有一些陪葬品，包括一把剑和可能是盾牌的残留物，剑柄和环箍就是证据。[43]虽然必须承认，丧葬仪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民族不能被认为是互相关联的，但为个人举行的张扬的丧葬仪式、随葬品文化和它们包含在这样一个庞大而离散的墓葬群组表明，即使这些遗骸没有来自斯堪的那维亚，他们仍然被当成“维京人”埋葬。[44]

《维京传奇》第四季，随维京雄师一起西征的海尔格命陨英格兰，弗洛基隆重地为其下葬

骑马与砍杀战团：维京征服中的随营妇女兵种升级树
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其他同时代的史料中，很少提及随维京军队一同生活和行军的妇女和儿童，这使得确定他们在这些群体中的角色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Richards在解释希思伍德的墓葬时正确地指出，“一支在英格兰征战了大约十年的军队很可能已经获得了随营妇女、追随者或奴隶。”[45]然而，将这种角色赋予女性，只会让她们从军队中“消失”。尽管希思伍德的妇女并非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她们的遗体分布在更广阔的墓地表明，她们是墓葬团体中受到重视的成员。也可以说，未来的研究能够证明，在雷普顿集体坟墓内的妇女中也有维京雄师的成员。尽管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随营者”，但目前至少不能排除一些女性扮演战士角色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需要再次强调希斯伍德的和50号坟冢中的妇女、儿童一起埋葬的武器。虽然必须承认骨骼材料和武器可能被错认，或这些武器反映了与她一起埋葬的儿童的地位，但也不能武断地排除这些武器是属于该妇女的“工具”的可能性。[46]

《维京传奇》女主角拉葛莎，是大名鼎鼎的“盾女”，从一个女战士最终奋斗到维京世界公认的女王。她成为了一个经典形象，为女权主义者所津津乐道
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肯定对女战士的概念和形象很熟悉。例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宇宙观以女武神（Valkyries）为特征——她们是将战死的战士带到英灵殿（Valhöll）的超自然生物，她们可能在不断增加的所谓“女武神”胸针和吊坠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例如来自萨福克郡威克汉姆市场的雕像、以及在丹麦哈比（Hårby）发现的小雕像，这是已知的第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武装女性的三维偶像。[47]同样合理的假设是，生活在维京军队中的女性有时会发现自己处于暴力的境地。例如，很难想象，在公元893年盎格鲁-撒克逊军队进攻本弗利特要塞时，在场的所有女性都是被动的旁观者，尤其是考虑到可能会遭受胜利者的性侵犯、奴役或屠杀。在其他情况下，女性可能积极参战，与男性并肩战斗——公元前10世纪的拜占庭史料《Compendium Historiarum》证明，公元10世纪70年代，在罗斯军队中有妇女参与战斗；而爱尔兰史料《Cogadh Gaedhel re Gallaibh》记载，公元10世纪有一支维京舰队，由一个被称为“Inghen Ruaidh”（红女孩）的人率领，在芒斯特（Munster）活动。[48]因此，尽管理所当然地认为维京时代妇女在战场上作战可能为时过早，但在维京军队中，妇女的生活和旅行不太可能一直普遍局限于被动的角色——至少有一些人可能沉浸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战争世界中。[49]

伍德斯敦维京长堡遗址
防御工事和过冬营地内的证据也表明当时存在妇女。在爱尔兰，伍德斯敦苏尔河岸边挖掘出一个可能是长堡（longphort）的遗迹，这一发现揭示了该围场的军事和经济功能。[50]虽然长堡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军事上的特质（在其最中性的时态翻译为“泊地（shipplace）”），但它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文献中，指的是军营或临时要塞。[51]然而，要将伍德斯敦或任何其他遗址定性为纯军事遗址并不容易——相反，伍德斯敦的经济意义在最近的研究中被强调为其最显著的特征。[52]遗址在一开始确实有对于军事防御的担忧，因为围地有两道沟渠，第一道沟渠是回填的，而且在第二个沟渠建设之前或建设期间，可能有一道栅栏插入其中。第二道沟渠可以相对较快地淤塞，成为金属加工炉的掩体。[53]

伍德斯敦的生产和工业活动的证据（见下文的讨论）也与家庭活动的证据重叠，如能够表明纺织品生产的纺锤轮和织机砝码所证明的那样。[54]考虑到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许多活动的法典化和名义上的性别化性质，这一活动通常与维京时代的妇女有关。[55]这表明围地的建造和占用并不是一个特属于男性的事件。[56]应该指出的是，在托克希也发现了纺锤轮，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提供的信息，在托克希发现的纺锤轮与维京军队的特定联系要明显得多。[57]

尽管目前关于妇女和儿童的证据仍然很少，但她们的存在表明维京“军队”包括家庭。同时，对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关切也表明，这些妇女和儿童不仅仅是跟在军队后面行军的一群随营者，而是这些群体中人数众多且不可分割的分遣队。[58]年幼的孩子，比如和妇女一起埋在50号坟冢里的孩子，可能是在维京军队在英格兰活动时出生的，而其他人仍然将成长为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的领土上的维京精英阶层的年轻成员。[59]未来我们考虑的妇女和儿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们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作战军队的一部分——行军并活动，这将极大地影响我们对公元9世纪英格兰维京战争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维京雄师本身的性质和长期目标提出疑问。

参考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s, ed. M. Swanton (London, 2000) [hereafter ASC Swanton], p. 65.
^ASC Swanton, pp. 68, 74.
^ASC Swanton, p. 76.
^G. Williams, ‘Raiding and Warfare’, in S. Brink and N. Price (eds),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p. 193–203, at p. 193.
^N. Price, ‘Viking Armies and Fleets in Brittany: A Case Study for Some General Problems’, in H. Bekker-Nielsen and H. Frede Nielsen (eds), Bereting fra tiende tvaerfaglige Vikingesymposium (Odense, 1991), pp. 7–24, at p. 7.
^P. Sawyer, The Age of the Vikings (London, 1962).
^N. Brooks, ‘England in the Ninth Century: The Crucible of Defea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29 (1979), pp. 1–20.
^E. Roesdahl, The Vikings, 2nd edn (London, 1998); R. Abels, ‘Alfred the Great, the Micel Hæðn Here and the Viking Threat’, in T. Reuter (ed.), Alfred the Great. Papers from the Eleventh-Centenary Conferences (Aldershot, 2003), pp. 265–79; S. McLeod, ‘Feeding theMicel Here in England, c.865–878’,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Early Medieval Association 2 (2006), pp. 141–56; H. Clarke, ‘The Vikings’, inM. Keen (ed.), Medieval Warfare (Oxford, 1999), pp. 36–58, at p. 40; Williams, ‘Raiding and Warfare’, p. 195.
^Williams, ‘Raiding and Warfare’; A. Pedersen, ‘Viking Weaponry’, in S. Brink and N. Price (eds),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p. 204–11; R. Abels, ‘King Alfred’s Peace-Making Strategies with the Vikings’,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3 (1991), pp. 23–34; R. Abels, ‘English Logistics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871–1066: The Impact of the Viking Wars’, in A. Nørgård Jørgensen and B. Clausen (eds), Military Aspects of Scandinavian Society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AD 1–1300 (Copenhagen, 1997), pp. 257–65; Abels, ‘Alfred the Great’; G. Halsall, Warfare and Society in the Barbarian West, 450–900 (Abingdon, 2003); R. Lavelle, Alfred’s Wars: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Anglo- Saxon Warfare in the Viking Age (Woodbridge, 2010); J. Baker and S. Brookes, Beyond the Burghal Hidage: Anglo-Saxon Civil Defence in the Viking Age (Leiden, 2013); N. Price, ‘Ship Men and Slaughter Wolves. Pirate Polities in the Viking Age’, in S. Amirell and L. Müller (eds), Persistent Piracy: Maritime Violence and State Formation in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2014), pp. 51–68; B. Raffield, C. Greenlow, N. Price and M. Collard, ‘Ingroup Identification, Identity Fus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Viking Warbands’, World Archaeology 48.1 (2016), pp. 35–50.
^M. Biddle and B.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Vikings’, Antiquity 66 (1992), pp. 36–51;M. Biddle and B.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873–4’, in J. Graham-Campbell, R. Hall, J. Jesch and D.N. Parsons (eds), Vikings and the Danelaw: Select Paper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Viking Congress (Oxford, 2001), pp. 45–96; M.A.S. Blackburn, ‘The Viking Winter Camp at Torksey, 872–3’, in M.A.S. Blackburn, Viking Coinage and Currency in the British Isles, 371–900, British Numismatic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s 7 (London, 2011), pp. 221–64;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York, ‘Viking Torksey’, (2012) <http://www.york.ac.uk/archaeology/ research/current-projects/torksey/> [accessed 29 February 2012].
^S. McLeod, ‘Feeding the Micel Here’; S. McLeod, ‘Warriors and Women: The Sex Ratio of Norse Migrants to Eastern England up to 900 AD’, EME 19.3 (2011), pp. 332–53; S. McLeod, ‘The Acculturation of Scandinavians in England: A Consideration of the Burial Record’,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Early Medieval Association 9 (2013), pp. 61–88; S. McLeod, The Beginning of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England (Turnhout, 2014); Abels, ‘Alfred the Great’.
^Abels, ‘Alfred the Great’, p. 265.
^N. Lund, ‘The Armies of Swein Forkbeard and Cnut: Leding or Lið ?’, Anglo-Saxon England 15 (1985), pp. 105–26; Roesdahl, The Vikings; Halsall, Warfare and Society.
^Raffield et al., ‘Ingroup Identification’; J. Jesch, Ships and Men in the Late Viking Age. The Vocabulary of Runic Inscriptions and Skaldic Verse (Woodbridge, 2008), pp. 187–9; Lund, ‘The Armies of Swein Forkbeard’, p. 106; J. Haywood, Encyclopaedia of the Viking Age (London, 2000), p. 121.
^Lund, ‘The Armies of Swein Forkbeard’, pp. 110, 112; S. Brink, ‘Who Were the Vikings?’, in S. Brink, and N. Price (eds),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p. 4–7, at p. 6; Roesdahl, The Vikings.
^C. Hedenstierna-Jonson,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mations in the Scandinavian Areas, 8th–10th Century. The Martial Perspective’, Territorio, Sociedad y Poder 2 (2009), pp. 89–104, at p. 93.
^R.A. Hall,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England –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cta Archaeologica 71 (2000), pp. 147–57, at p. 148.
^Clarke, ‘The Vikings’, p. 37.
^N. Price, ‘Pirates of the North Sea? The Viking Ship as Political Space’, in H. Glørstad, Z. Glørstad and L. Melheim (eds), Moving O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ast Colonization, Maritime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Sheffield, in press).
^G. Williams, ‘Viking Camps and the Means of Exchang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in the Ninth Century’, in H.B. Clarke and R. Johnson (eds), The Vikings in Ireland and Beyond: Before and After the Battle of Clontarf (Dublin, 2015), pp. 93–116.
^Originally posited in H. Loyn, Anglo-Saxon England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London, 1962) and expanded on in K. Cameron,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ive Boroughs: The Place-Name Evidence (Nottingham, 1965); K. Cameron,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ive Boroughs: The Place-Name Evidence, Part II, Place Names in thorp’, in Hans Bekker- Nielsen, Peter Foote, Soren Skovgaard Jensen and Niels Age Nielsen (eds), Mediaeval Scandinavia III (1970), pp. 35–49; K. Cameron,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ive Boroughs: The Place-Name Evidence, Part III, The Grimston-hybrids’, in P. Clemoes and K. Hughes (eds), England Before the Conquest: Studies in Primary Sources Presented to Dorothy Whitelock (Cambridge, 1971), pp. 147–63. See discussion in D. Hadley, The Vikings in England: Settle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Manchester, 2006), pp. 3–6; P. Sawyer,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2001), pp. 67–9.
^McLeod, ‘Feeding the Micel Here’, p. 146.
^D. Hadley and J. Richards, ‘Viking Torksey. Inside the Great Army’s Winter Camp’, Current Archaeology 281 (2013), pp. 12–19, at p. 15.
^Blackburn, ‘The Viking Winter Camp at Torksey, 872–3’.
^Biddle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andthe Vikings’; Biddle andKjølbye-Biddle, ‘Repton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This estimate may be erroneous and should perhaps be closer to 0.46ha; G. Guilbert, ‘Brough Hill, Walton-Upon-Trent – If Not a Hillfort, Then What?’, Derbyshir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24 (2004), pp. 242–57.
^Biddle 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Fig. 4.8.
^Biddle 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pp. 81–4.
^Biddle 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pp. 79–80; J. Richar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at a Frontier: Viking Burial in the Danelaw’, inM. Carver (ed.), The Cross Goes North: Processes of Conversion inNorthern Europe, AD 300–1300 (York and Woodbridge, 2003), pp. 383–96, at p. 390.
^Biddle 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pp. 61, 66.
^P. Budd, A. Millard, C. Chenery, S. Lucy and C. Roberts, ‘Investigating Population Movement by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A Report from Britain’, Antiquity 78 (2004), pp. 127–41, at p. 137.
^J.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at Heath Wood, Ingleby, Derbyshire’,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84 (2004), pp. 23–116, at p. 23.
^McLeod, ‘Warriors and Women’, p. 353.
^G. Speed and P. Walton Rogers, ‘A Burial of a Viking Woman at Adwick-le-Street, South Yorkshire’, Medieval Archaeology 48 (2004), pp. 51–90, at p. 62.
^ASC Swanton, p. 86.
^ASC Swanton, p. 88.
^J. Jesch, Women in the Viking Age (Woodbridge, 1991), pp. 104–5; N. Price, The Vikings in Brittany (London, 1989), p. 34.
^Richards, ‘Pagans and Christians’, p. 390.
^Budd, Millard, Chenery, Lucy and Roberts, ‘Investigating Population Movement’, p. 138.
^Biddle and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Great Heathen Army’, pp. 78–9.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105.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106.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77; McLeod, ‘Warriors and Women’, p. 348.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57.
^See amongst others H. Geake, The Use of Grave-Goods in Conversion-Period England, BAR British ser. 261 (Oxford 1997); H. Williams, ‘At the Funeral’, in M.O.H. Carver, A. Sanmark and S. Semple (eds), Signals of Belief in Early England: Anglo-Saxon Paganism Revisited (Oxford 2010), pp. 67–83.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105.
^Richards, ‘Excavations at the Viking Barrow Cemetery’, p. 91.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Treasure Annual Report 2002 (London, 2004), at pp. 54– 6. Other ‘Valkyrie’ finds can be viewed on the 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 website.
^N. Price, The Viking Way: Religion and Warfare in Late Iron Age Scandinavia (Uppsala, 2002), at p. 332; I. Bekker (ed.), Compendium Historiarum: Cedrenus, Georgius Ioannis Scylitzae ope, 2 vols (Bonn, 1838–9); Cogadh Gaedhel re Gallaibh: The War of the Gaedhil with the Gaill or The Invasions of Ireland by the Danes and Other Norsemen, trans. J.H. Todd (London, 1867), at p. 41.
^L. Gardeła,‘“Warrior-women” in Viking Age Scandinavia? A Preliminary Archaeological Study’, Analecta Archaeologica Ressoviensia 8 (2013), pp. 279–340.
^S.H. Harrison, ‘Beyond Longphuirt? Life and Death in Early Viking-Age Ireland’, in D.M. Hadley and L. Ten Harkel (eds), Everyday Life in Viking-Age Towns: Social Approaches to Towns in England and Ireland, c. 800–1100 (Oxford, 2013), pp. 61–72, at p. 61.
^Harrison, ‘Beyond Longphuirt?’, p. 61; J. Sheehan, ‘The Longphort in Viking Age Ireland’, Acta Archaeologica 79 (2008), pp. 282–95.
^Harrison, ‘Beyond Longphuirt?’, p. 69; R. Wall, ‘Woodstown and Urbanization: Interpretations, Models and Questions’, Eolas: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rish Medieval Studies 4 (2010), pp. 26–52; I.R. Russell and M.F. Hurley (eds), Woodstown: A Viking-Age Settlement in Co. Waterford (Dublin 2014).
^I.R. Russell, S.H. Harrison, J. Nicholls, J. Kinsella, S. McNamara and M. O’Hare, Woodstown 6 Supplementary Research Report (Drogheda, 2007), p. 32; I.R. Russell, ‘The Excavation’, in I.R. Russell and M.F. Hurley (eds), Woodstown: A Viking-Age Settlement in Co. Waterford (Dublin 2014), pp. 28–89, at pp. 28–34.
^Russell et al., Woodstown 6, pp. 36–7; Harrison, ‘Beyond Longphuirt?’, p. 67.
^J. Jochens, Women in Old Norse Society (Ithaca, 1995), p. 139; R. Hall, Exploring the World of the Vikings (London, 2007), p. 49.
^Russell et al., Woodstown 6, p. 37.
^Blackburn, ‘The Viking Winter Camp at Torksey, 872–3’, p. 244; Harrison, ‘Beyond Longphuirt?’, p. 69.
^Jesch, Women in the Viking Age, p. 105.
^McLeod, ‘Warriors and Women’, p.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