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上小学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

按规定本应七岁入学，但那年文革闹得正凶，叫停课闹革命，于是在校外多玩了一年。正式入学是第二年，复课闹革命，又停又复，也闹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所上的小学叫泡桐树街小学，在四川省委旁边，走路只要五分钟，算省委子弟校吧，但没规定周围普通人家的孩子不能入学，所以我也有不少被蔑称为“街娃”的同学。

上学第一天我信心特足，决心用拳头打出一片天，当班上的头霸王。没想到碰上个“街娃”，被臭揍了一顿，只好回家对哥哥说：“我现在是班上的二霸王”。可惜第二天回家又对哥哥说：“我现在是班上的三霸王。”如此“战绩”自然被哥哥嘲笑了半辈子。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班主任张学范。她不太受其他学生待见。学生中流传的顺口溜：“张学范，爱打扮，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爱打扮在今天算“泛滥”了吧？但当时却属于小资情调，有这个名声在社会上颇受歧视。 她喜欢给学生布置在课堂上写作文，但很少命题，就让大家自由发挥，很对我的胃口，所以经常得到表扬。我之所以一直兴趣写文章，张老师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记得她拿着学生的作文本，一边耐心地讲解各种写作错误，一边用红笔在本子上勾画的情景。她的字称得上娟秀工整，很漂亮。我在小学的高光时刻是写了一篇包括十一大段，每段都以一条毛主席语录开头的大作文，被张老师推荐，站在操场的大讲台上对全校师生朗读。

张老师可能是北方人，普通话讲得标准，也柔和，在这次朗读前还亲自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校音。当然这方面她可能是白费劲，我至今还是“四”、“十”不分。可惜这位老师在我四年级时就离开了学校，以后再没有联系。我这辈子碰到的好老师很多，没有谁像她那样让人感到亲切。

我后来的班主任是一位教算术的李老师，也挺不错，讲课非常清楚。当时我的算术成绩拔尖，一堂课只要老师开讲五分钟，就基本明白整堂课的内容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搞小动作，在本子上乱涂乱画。 对此李老师看在眼里却从来不管。我还经常因解题别出心裁而受到她的表扬鼓励。

可惜我确实没有绘画天才。练习这么多年，现在别说画画了，就连写字都还是一堆歪歪扭扭的稻草杆。

有一次班上两个同学打架，李老师随便说了几句就算了，偏生我要多事。当时我们课外读的基本只有毛主席语录，于是活学活用，找李老师一本正经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意思是应该找找他俩打架背后的政治原因。李老师听了一愣，马上叫来这两个同学，问他们打架的原因，其实俩货就为了抢一枝铅笔，早和好了。弄清楚后，老师丝毫没有挖苦批评，只是平静地问我：“你看这样处理对吗？”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懂得教条主义的朦胧含义，所以印象挺深。

我在小学是文艺积极分子，在班上很喜欢上台表演。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地雷战》里的山田队长和《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张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经常在课堂上组织这种演出。演栾平被杨子荣审问，一边说“我不是人，我该死”，一边扇自己耳光时，我是真打自己，打得脸都红了。张老师看到后呵呵直笑，告诉我，演出时应该把另一只手掌放在脸边，用打脸的手拍在那只手掌上，而不是直接拍自己的脸。

遗憾的是我连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都挤不进去，而哥哥却是成都西城区演出队的。他虽然只演过《红灯记》里拿请帖请李玉和赴宴的宪兵队长：“鸠山队长请你赴宴”，但足以让我惭愧至极了。哥哥小时候绝对帅，性格也特别好，西城区演出队演李铁梅的小姑娘很长时间都想和他好，可惜两人阴差阳错错过了。

学校演出队也有一位同学，和我哥同班，让我非常羡慕。他曾经主演文革中流行的，一个欢迎亲人金珠玛的舞蹈。十多个女孩围着他转，“雪山上，大树下，当年红军在这里给我讲过话”，看得我等小屁男孩眼睛发直却偏要不住地嘲笑。他来回挥舞藏式长袖，那种又得意又害羞的神情至今难忘。

小学时我踢足球不错，参加过校队。足球由学校提供，后来上中学条件就差了，学校从来不给学生提供足球或篮球。我们班踢球时分两组，由两个踢球最臭的剪刀锤子布挑选双方队员。头一轮人选是揍过我的那位“街娃”和另一位同学，我总是位列第二轮候选者。我的控球技术一般，最突出的特点是爆发力好，一旦拿到球跟疯了似的往前跑，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人和球都到了对方门前。我最得意的一个进球其实有点耍赖。我向前传球，球在飞。守门员跪在地上，双手高举要接球。就在他接到了球却没接稳的瞬间，我飞身赶上，一脚从他两手间把球踢进了球门，没碰着到他身体分毫。我们为这个进球争吵不休，最后还是算了账。不过我们的体育老师挺没劲儿。他以前干过运动员，很要强，刚来不久组织了校足球队。不想第一次去西郊体育场和另一个小学校队比赛，输了个四比零，开场不到一分钟就被灌一球。体育老师气坏了，比赛没结束就独自走人，一声招呼都没打，把一众小学生晾在西郊体育场不管了，那儿距离我们小学得走半个来小时吧，好在文革期间路上也没什么车。很多人，包括我，很受打击，就此退出了校足球队。因为参加球队纯属志愿，不想去就算了。

我最对不起应该是英语老师。当时教育局在我校试点，从三年级开设英语课。我语文很好，却因此而莫名痛恨英语，时常在课堂上带头捣乱。英语老师是个小年轻，女孩，根本压不住这帮刺头。有一次闹得实在不成话，她站在讲台边上，两眼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可恨我们还不知趣，以为这回整住老师了，依然放肆不休，不想竟听到了嘤嘤的哭声。教室顿时安静，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安静。老爹知道此事后痛骂了我一顿，以后老实多了，不过老师也不再爱搭理我了。

当时学校传达成都可能有外宾参观，教导学生见到外宾要礼貌、大方，体现新中国儿童朝气向上的风貌。其中一条注意事项是这样，如果外宾在路上丢了钱，千万不要帮他从地上捡起来。因为丢钱可能是外宾故意所为，想乘机抓张照片到国外报刊发表，污蔑中国儿童都是叫花子，见钱就捡，影响中国的形象。正确的做法是礼貌地叫住外宾，告诉他的钱丢了，让他自己去捡。不过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就没见过老外。

我在政治上很落后。哥哥很早加入了红小兵，还当了班长，是学校的红人，而我一直因“自由散漫”而被“组织”拒之门外。每次操场开大会，校长宣布新加入红小兵的学生名单，我都望眼欲穿却最终失望至极。终于，大概到了四年级中，校长居然念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那叫个激动，迫不及待挤进了即将参加宣誓的学生队伍中。突然，管学生工作的老师跑过来大声喊：“没有XXX（即我），搞错了，搞错了。XXX，快出来。”我当时都蒙了，脚钉在原地不肯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李老师负责组织宣誓队伍，当即说：“没搞错，没搞错。你看嘛，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然后提溜着我胳膊把我拉上了台。
我哥后来总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

不过，小学时期让我真感觉难受的是斗阶级敌人。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反正是上边一个政策，突然叫喊要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就找了几个工人，把看门老太太五花大绑，胸前挂个大牌子在校内游街。所有人都喊“打到地主陶子弟（音）”。老太太的表情怎么说呢，羞辱、气急败坏、绝望，似乎每一个词我都觉得不准确，又都带着味儿。游街时，我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发泄自己的阶级义愤，压根儿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平时进出校门根本没注意过。那天放学时我才发现她坐在学校的传达室里，正和几个还在骂她的学生对骂。我忽然想到一个遭受了这么大罪的老太太，还能安心坐那儿看大门吗？

我家有个保姆，以前也是地主家小姐，平时很有点听天由命，似乎什么都不在意。文革结束后，她看印度电影《流浪者》，听到台词“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强盗的儿子就是强盗”，竟然当场放声大哭。

人老了，最烦忆苦思甜，总是漠视或遗忘别人的苦难。

说到忆苦思甜，不禁想到我们小学一位姓韩的老师，平时待人很亲切，后来却大出过一次风头。当时官方号召搞忆苦思甜教育，这位老师大讲特讲她家在旧社会的苦难，一路竟讲到了省委大礼堂。省委的干部群众，还有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那次忆苦思甜大会，真是绘声绘色、声情并茂，整个会场哭声一片。后来我发现她居然被调到了省委组织部当了个官儿。也不知为什么，对她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

最后说几句下里巴人，从前面提到的厕所说起。

有一天，一个女老师气急败坏从厕所出来，揪住我们班某同学不住口地大骂，“难道你妈拉完屎不擦屁股？”原来厕所的土墙上方没封严实，这厮居然躲在那里偷窥。这个同学当时脸色煞白，两眼昏黄无神，嘴角不住地颤抖，小不溜秋的身体缩在一起。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同学又不要脸又可怜，毕竟他和我们一般大。

其实，当时我们虽小，也没那么单纯。文革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和几个老电影，大家没什么娱乐，就跟着大院里的几个十多岁的大男孩跑。这些大男孩懂得些世事，带着我们抽烟、偷家里的钱、偷院外“街娃”放的风筝、扎别人的自行车带等等。当时的省委书记号称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住书记院却挤到我们的大院里住。某书记是藏族人，有两个女儿跟我们差不多大，带着汉藏混血的特有美，引得几个大男孩垂涎三尺，成天在他们家门口喊：“XX 你出来吧。”每次都是小女儿出来痛骂一通，然后大家作鸟兽散。可惜后来再没见过这家小女儿，只听说她混得不太好。

多说一句。我认识的很多省级干部子女，父亲在位时的确活得比较滋润。一旦父亲离职退位，很多都不能适应残酷的社会竞争。破落颓丧、门背后耍关刀只知道和家人争家产（其实并不多）、对家人家暴，还有在单位被人整得莫名其妙的，可说比比皆是。

再回童年。因为学校没多少作业，大人成天上班或者挨斗又管不了，所以每到晚上我们就聚在一起讲鬼故事，还有黄色故事。

有一天晚上，我们找到多子巷的一座空宅子，两间房背靠背，一间锁着门，黑黢黢的进不去，另一间内有张床，我们坐在上面讲鬼故事。“从前，这间宅子住着个大军阀，经常在外，他的亲信和小老婆就在屋里偷情。有一天军阀突然回家，撞见两人正在偷鸡摸狗，勃然大怒，当场拔枪打死亲信，还把小老婆活活钉死在棺材里。这个棺材至今存放在我们身后那间黑黢黢的房间内。此后，宅子里半夜三更经常传来女人的哭声，不知从哪儿发出。只要月色明亮就会看到一个旧军人爬在窗框上向屋里张望”。

听到这儿，我们只觉得后脊背发凉。成都地处盆地中央，多云少风。那天也是巧了，既是少见的好天，有月亮，又刮着点风，门外的树影来回在窗户上晃荡。不知谁指着窗户喊了声，那不是爬着个人？整个屋里立马炸了毛，争先恐后冲向狭小的屋门。后来很长时间我们再没去过那间空宅。

我听过的黄色故事是一个大男孩讲的，当时我们坐在书记院内的防空洞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想着人间的仙境。“某老财家有九个女儿，个个美如天仙。有一次他们出门碰上一伙强盗，杀了所有男人，就留下女儿。强盗头子问老大，你愿不愿意跟我，老大答休想。强盗头子一枪崩了老大，然后问老二、老三、直到老八，都不愿意，全被崩了。只剩下老九吓坏了，说愿意，然后巴拉巴拉，很黄很暴力”。听者很起劲。

没经历过文革不知什么叫愚昧。禁欲主义的落点就是变态。

此贴本想回应草版之前发的帖，写来写去却忘了本来的意思，就当是介绍小孩在文革中的点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