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放开处方药，是滥用自由，还是制度进步？

近年来，随着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深入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一项关乎全民用药自由与生命安全的重要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处方药线上购买正在逐步放开。在医疗平台、电商药房、互联网医院等新兴渠道中，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不必前往实体医院，就在线上完成处方开具和药品购买流程。

这一转变，引发了社会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担心“放开”意味着“失控”，处方药滥用、抗药性加剧、假药流通、患者自我误判风险上升；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指出，在新技术支持下的开放并非“放纵”，而是制度的自我更新，是用更符合现实的方式提升公众医疗可及性。

我们今天不妨从公共卫生治理、医疗资源分配、用药行为模式等多个维度，来探讨一个关键问题：

在技术与制度之间，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迈出更理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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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方药制度：起源于善意，却也面临“僵化风险”

首先要明确，处方药制度本质上是现代公共医疗体系的基础性设计之一。它源自19世纪末期对毒性药物滥用的警觉，旨在通过医生的专业判断，避免患者自行误用药物导致伤害。抗生素、激素、麻醉剂、精神药物等典型处方药，确实存在成瘾性、耐药性或严重副作用，必须由医生控制使用。

但问题在于——制度设计所依赖的前提条件，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成立：

医生是否随时可得？在中国，基层医疗资源仍然分布极不均衡，夜间、节假日、边远地区“看病难”依旧严重。

用药是否复杂？实际上，大量处方药的使用逻辑已被高度标准化，例如氯雷他定（抗过敏）、硝酸甘油（心绞痛）、布洛芬（解热镇痛），其说明书已非常明晰。

管控是否有效？“靠医生才能买药”的制度在理论上确有道理，但在实践中，滥开、虚假处方、走形式、甚至“处方转卖”屡见不鲜。

简而言之：好制度必须与现实对接，而不是和现实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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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阻挡的往往不是滥用者，而是救命者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放开处方药会让滥用者失控。但现实是，真正有能力滥用处方药的人，从未受过制度限制。

一些医生出于利益考虑，长期存在不合理开药的现象；

市面上依旧存在精神类药物的黑市交易渠道；

某些年轻人通过网络论坛、假处方轻易获取镇静剂和苯二氮卓类药物。

而另一方面，那些在真实急救情境中、真正需要立即用药的普通人，却往往被制度拒之门外：

一个癫痫患者发作时，亲人却因买不到苯妥英钠而无能为力；

一个高血压老人突发头痛，却因节假日无诊所开门无法取得降压药；

一个对海鲜过敏的青年因没有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笔，在呼吸困难中等待救护车来临。

制度如果不能提供“救命药物”的即时可得性，就必须承认其已违背了公共卫生治理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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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不代表人民永远不能学会

一个重要的逻辑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为“用药”是一项必须外包给医生的不可转让责任？在过去，这是医疗垄断下的常规认知。但今天，随着公民医学知识普及、健康素养提升、AI决策辅助的广泛应用，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部分用药行为，是可以通过教育与技术手段转交给普通公众完成的。

事实上，类似的“赋权制度”已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

驾照制度即是对“高风险行为”的开放式准入：考核通过即允许上路；

心肺复苏（CPR）培训、AED自动除颤器布点普及，已经成为全球医疗体系自救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部分低毒性处方药已允许通过培训考试获得“公众用药资格证”。

我们完全可以设立“公民药学素养认证制度”，将部分药物的使用权限通过学习、考核和备案分级授予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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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控”走向“智控”：技术早已具备改革条件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谈“制度进步”，并非因为观念突变，而是因为技术已经提供了保障风险可控的基础条件：

电子处方+实名验证

用户必须完成人脸识别、实名注册、过敏史填报，才能取得线上处方并购买药品，做到“有处方、有责任、可追溯”。

AI辅助问诊与药品风险提示

多家互联网医疗平台已实现AI对用药交互风险的自动分析，如“布洛芬不可与某类药物联用”“本药物不推荐空腹服用”等均可自动提醒，远比纸质处方单更系统。

药品物流网络与无人机配送

在偏远山区、救护资源薄弱地带，通过低空物流系统、社区无人药柜、自动售药机等手段，处方药可实现10分钟内送达，有效覆盖“最后一公里”。

数据驱动风险预警系统

全国药品采购、药房分发、购药频率等数据可用于监测滥用行为，并及时通过平台干预。

一句话总结：制度的风险防控，可以从“阻断获取”，转为“智能评估+责任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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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做不到全国24小时医疗站，那就应当赋予人民选择权

理论上，我们可以建成一个“遍地可医、药品实时可得”的完美系统。实际上，在人口密度极高、城乡差异悬殊、医生资源稀缺的中国，这种模式不但成本高昂，而且现实阻力极大。

如果我们无法在每一个村口都设立24小时诊所，无法让急救服务覆盖每一位慢病患者，那么，至少应允许人民自己决定是否承担一部分医疗责任。

制度不应是“假定人民永远无知”的借口，而应成为“推动人民自救能力建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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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度建议：放开不是放任，改革也应分级试点

为推动更加科学、安全、普惠的用药制度，建议：

对处方药分级分类管理

一级处方药（如麻醉、精神类）依旧严格限制；

二级处方药（如解热镇痛、抗过敏）设定“公民用药资格”与“电子备案”；

三级药品向药师备案后可实时购买。

设立“公民用药知识认证”制度

类似于驾驶培训系统，鼓励有意愿者通过在线学习、考试获得“特定药物购买与使用许可”。

推进药品AI审核机制与自动问诊系统

所有线上购药平台应接入统一的药品审核引擎与健康数据库。

推广社区药站+无人药柜+低空物流联动机制

由政府采购与企业合作，在城乡区域实现“15分钟购药圈”目标。

建立公众用药事故责任豁免与指导机制

对于取得合法用药资格并依照平台指示服药的患者，应给予责任豁免与医保覆盖，鼓励人民使用合法渠道自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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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自由，是制度成熟的标志，而不是混乱的源头

一个成熟的公共卫生制度，不是用“禁止”来防止风险，而是通过“教育+技术+规则”来赋予公众更大的健康管理能力。

中国放开处方药，不是制度的堕落，而是对人民信任的体现，是公共治理理念从“管控”走向“协作”的必然演化。

正如公共卫生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每个人都去医院，而是让每个人都能管好自己的健康。

自由，并不等于滥用。自由，是一种制度对人民能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