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六：正和博弈（重发）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土地作为最核心的资源，框定了社会财富的天花板。广袤的田野虽孕育生机，但土地的承载力终有极限——当最后一寸沃土被开垦，纵使投入再多的汗水，也难以让金黄的谷穗多结一粒。于是，财富的分配沦为一场残酷的零和博弈：地主阶层的阡陌纵横，必然意味着佃农的立锥之地被蚕食。两千年来，中国大地上演着周而复始的历史剧本：官僚与豪强通过地租与徭役榨取农人的血汗，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化作王朝更迭时燃遍四野的烽火。

工业革命的汽笛声，彻底改写了财富增长的逻辑。当机械的轰鸣取代耕牛的喘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已然蜕变——"生产扩大需求，需求拉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的飞轮开始旋转。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版图中，农业仅占据GDP的十分之一，工业擎起三成天地，而服务业则以蓬勃之姿撑起半壁江山。工业文明虽打破了土地的桎梏，却仍受制于某些稀缺资源：大多数的工业原材料，比如矿石，木材，化工制品等是可以近乎无限量获取的，但是还是有些资源是有限的，比如石油和稀土。所以说这个‘正向循环’并不能无限制的进行，最终还是要受到某些原材料的硬制约。真正实现指数级增长的，是商业与服务业构筑的虚拟生态：这里没有矿脉枯竭的忧虑，只有供需天平的两端不断催生新的价值。当城市的天际线被摩天楼不断刷新，这场自我强化的经济正循环，正将人类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1. 金矿、城市与资本的寓言

十八世纪的美洲西海岸，一个关于财富的神话开始流传——山脉深处埋藏着耀眼的黄金。一时间，冒险家、投机商和怀揣暴富梦的淘金者如潮水般涌来。最初的资本积累浸染着血腥：贪婪的商人靠奴隶贸易和走私聚敛财富，黑奴在皮鞭下挖掘矿脉，逃难的华工和印第安人则在微薄的薪资中出卖血汗。

然而，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关于剥削的老套故事。随着淘金热的蔓延，另一群人悄然登场——他们不挖黄金，却同样嗅到了财富的气息。精明的商人开始向矿工兜售食物和工具；农户们发现有利可图，纷纷迁来设立集市；纺织厂主看准商机，生产出耐磨的工装裤；剧院老板用戏剧和音乐慰藉疲惫的工人；银行家和保险商则紧随其后，为这座新兴城市注入金融血液……

金矿终有枯竭之日，但城市的生命却未因此终结。五十年后，这里已不再是荒凉的矿区，而是一座拥有数万人口的繁荣城镇，制造业、娱乐业和金融业在此生根。二百年后，它更成长为百万人口的现代都市，年GDP高达数十亿。

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浮现了：财富从何而来？ 金矿的价值与这座城市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什么让数百万人得以丰衣足食，并持续创造繁荣？

答案在于资本市场的魔力——它让财富不再局限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而是通过投资、消费和再生产的循环不断增值。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者不仅仅是当初的矿主，还包括矿工、农民、纺织工人、厨师、演员、银行职员……每个人的劳动都在市场交换中转化为新的价值。

2. 资本、人口与消费力的演进

这与农耕文明截然不同。在农业社会，土地产出有限，财富分配是零和博弈——地主多占一分，佃农便少得一分。但资本市场打破了这一桎梏：财富的总量并非固定，而是可以无限增长。 富人变得更富的同时，穷人的境遇也可能改善。自由市场或许会拉大贫富差距，但这不意味着底层变得更穷——相反，在整体经济增长的浪潮中，即便是获益最少的人，生活水平也可能提升。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例证。尽管贫富差距扩大，但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其生活水准也远超改革之前。资本的力量，不在于掠夺，而在于创造——它让财富的源泉从有限的金矿，转向了无限的人类协作与创新。

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人口规模被牢牢束缚于土地的承载力——有限的耕地决定了社会能养活多少人，而人均消费能力则取决于工商业的繁荣程度。然而，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与化肥工业的崛起，农业生产力迎来革命性飞跃，粮食产量的桎梏被彻底打破。从此，人口增长不再受制于土地的贫瘠或丰饶，而是转向由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与经济结构所塑造的隐形边界。

资本市场的勃兴，创造了远超农耕文明的财富总量，并使得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实现了质的跃升。这一变迁清晰映照在世界人均GDP的增长曲线上：在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里，全球人均GDP始终在500美元左右徘徊，如同潮汐般周期涨落；即使在繁荣的宋朝，也无法打破这个约束。而自蒸汽机轰鸣的那一刻起，这条曲线陡然昂首，以近乎线性的轨迹持续攀升，至今未见颓势。

另一个衡量个体经济自由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物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家庭不得不将80%以上的收入用于果腹，剩余微薄的盈余仅能勉强维持生存；而在现代发达国家，这一系数已降至20%左右，意味着人们可以将绝大部分财富投向教育、医疗、娱乐乃至投资，从而不断拓宽生活的可能性边界。

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在于它重构了人类的生存逻辑——从“挣扎于温饱”走向“追求丰盛”，从“被土地束缚”迈向“被机遇定义”。这一转变，正是现代文明最深刻的底色。

3. 市场合作论：超越零和博弈的经济逻辑

从剥削叙事到合作竞争

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核心逻辑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剩余价值剥夺”之上。然而，若跳出零和博弈的思维框架，我们或许能发现另一种可能——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非纯粹对立，而是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的合作与竞争。

资本家确实在财富分配中占据较大份额，但这并非仅仅源于对劳动的占有，而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风险。马克思只认识到劳动创造价值，这并不全面，创造价值的也不仅仅是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资本与劳动力，知识产权，信息权相比，并没有特殊之处。美国哲学家罗伯特 诺齐克指出，企业价值最大的来源是承担风险，风险越大，回报越高，而资本家承担了投资失败的最大风险，所以一旦创业成功，高额的利润则是市场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回报。相反，打工者虽然每月拿固定工资，但是也不需要赔上身家担负投资失败的风险，所以得到的受益也相对较少，最终的价值分配，则要靠市场机制决定。

幸存者偏差：被忽视的创业失败者

在类似美国的自由市场国家，创业失败的概率极高（初创企业五年存活率不足30%），而一旦创业失败，资本家可能倾家荡产；而工人虽收入有限，却无需背负投资血本无归的代价。

我们常常只看到成功企业家的风光，却忽略了绝大多数创业者的惨淡结局——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创业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成功者享受高回报的同时，失败者往往默默退出历史舞台。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某种程度上是市场对其承担风险的补偿，而非单纯的“剥削剩余价值”。

市场机制：自私个体的协作平台

工业革命后，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市场机制使得这些自私的行为最终形成协作。供求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契约精神保障了合作的稳定性。工人并非被动受剥削，而是通过市场议价争取自身权益；资本家也非纯粹掠夺者，而是经济循环中的风险承担者与组织者。

尽管自由市场可能扩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增大并不意味这穷人更穷。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即便底层劳动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可能提升（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动态平衡——资本家获得风险溢价，工人获得稳定收入，而市场则通过竞争与创新推动社会总财富的增长。

资本主义的实质，并非马克思所言的剥削，而是一种风险与回报相匹配的合作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完美无缺——监管缺失、权力寻租、垄断等问题仍需修正。但承认市场的协作属性，或许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经济增长、贫富分化与劳动关系的本质，从而探索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4. 政府的作用

有一种左派的论调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通过抢劫占有了更多的物质资源。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被发达国家持续的剥削。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调因果倒置。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在于它们运用资源的能力强，在于他们的制度和文化能更高效的组织资源来创造财富。因此，资源才会源源不断的向它们聚集。否则，他们即使富有一时，也必然会很快衰落。就像曾经掠夺了大量金银资源的西班牙帝国一样。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却陷入资源陷阱。由于过于依赖石油，其它产业反而发展不起来。而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却是资源贫瘠的国家，比如日本。发达国家真正的核心财富在于，它们拥有的大量的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一个国家能够培养和吸引的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越多，企业家相对于普通劳工的数量比例越高，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越强，失业率就会越低，工人的工资也就会越高，经济就越发达。

一些左派经济学家把贫富差距归咎于过分自由的市场。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贫富差距恰恰来政策过分干预导致的市场机制的失灵：一旦公权力介入市场，劳动力无法按照需求分配，必然导致拥有权力的人获得不平等的资源，贫富差距扩大。拉美和东南亚的很多民主国家，市场机制失效，就是源自广泛的贪污和官商勾结，而穷人的持续贫穷，又严重影响了民主的制度优势。很多国人都相信拉美国家当下的贫困来自盲目相信新自由主义。其实这个逻辑有很大问题。首先，拉美国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抱自由市场的。80年代之前多数拉美国家采取的都是替代性经济，但是那时他们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好。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施，与其说是美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拥抱自由市场，比如那个委内瑞拉就是搞高关税的。可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现状更糟。亚非拉的穷国无法翻身，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内部，在于市场机制和民主机制的”双重失灵”。

我终于写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亚当斯密到费里德曼，自由主义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的主导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即使在自由市场中收益最少的群体，生活依然比改革开放之前富足。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本该公平的市场机制失灵？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1929年大危机以后的欧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如同跷跷板的两极缺一不可。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经济学，再到最近的拜登经济学，无非是国家对市场干预力度上的加加减减。而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的，是对于类似拉美的后发国家，不完善的民主制度才是经济问题的根源。最终使后发国家摆脱困境的，不在于选择凯恩斯还是哈耶克，而是如何杜绝市场背后无处不在的贪腐和官商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