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文革中“吃”的特权【活动】

九大召开时，看到毛主席面带红光，林副主席红光满面，真相信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我那颗纯洁的小心灵所关心的就剩下周末能否吃到一个囫囵煮鸡蛋。

别笑。上大学后同学聊到文革中经历的苦，我说每周只能吃一个鸡蛋。其中一位当即跳起来：“你每星期还可以吃到一个鸡蛋？一个星期就能吃一个鸡蛋还有什么好说？”他在班上每月就指望着学校发放的十四元助学金过日子。要吃饭、要买书本、还有家里的弟妹需要支援，每顿饭只够买一份五分钱的炒菠菜，还没多少油，所以出国后恨死了共产党。

老爹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写过一封匿名信，状告省委一把手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胡作非为，此时作为革命派提前解放，所以家里的日子还算平静，生活也过得比一般人家好。平日老爹总是唠叨他们过去的经验：只要每周吃两次肉，部队就好带,所以家里还是想方设法每天搞点肉吃。老爹的工资比较高，每月二百元出头，老妈大概七、八十元吧，加起来近三百元在当时就算高薪阶层了。成都地处川西平原中央，物产丰富，只要有钱还是比较好过。

当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凭票。发行的肉票和油票，供应通常可以得到保证，大概每人每月各一、两斤吧。极端的时侯各只有半斤，那就比较惨。鸡蛋票每人一斤，要到国营商店买，都是电抱（孵）鸡儿下的蛋，老妈经常抱怨小得像鸽子蛋，还经常缺货，要抢。经常是老妈正在家里忙活，邻居紧急通知：商店来鸡蛋了。老妈丢下手中的活计，从柜子里翻出珍藏的鸡蛋票，提个篮子，拉着我赶紧往外跑。我哥是不屑于跟她去的。

我印象中买油不用排队，去了就买，都是菜籽油。有一次老妈让我自己去，我拿个网兜装着油瓶到商店打了油，高高兴兴回家，得意地把油瓶交给她。老妈却惊呼：“油瓶底子到哪儿去了？”原来我人矮，走路时没注意网兜拖着油瓶在地上蹭，把瓶子底给蹭掉了。油瓶是普通的玻璃酒瓶，居然会只掉了个底，上面依然保证完整，也是奇了。

买肉买鸡蛋一般要排长队。买鸡蛋还好说，没多少挑选余地，顶多就是求售货员把蛋壳破裂的鸡蛋换个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别指望售货员有好脸色。买肉简直就是赌气。因为每月的供应量太少，大家都希望多买点肥肉，少买点瘦肉，肥肉可以熬猪油用来炒菜。那时的猪也怪了，光长瘦肉不长肥肉，搁现在肯定是健康食品。加上卖肉的，不好意思我们从来都这么叫，不叫他们售货员或卖肉员。加上卖肉的手里那把神奇的刀，买到点肥肉简直像中了头彩。时常你看好一块肥肉，卖肉的也指着那地方说：“就这块，你自己选的啊。”你点头，他下刀，很快很准确，就是割下来的是条纯红，见不到一点白。这个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和卖肉的吵几句。如果再碰上个卖肉的熟人前来加塞，那一刀割下去简直像在大家的心尖把子上剜，剩下的就差动手了。

不过像我们这种家庭，搞肉食品或鸡蛋还有点别的特权。

一是靠省委食堂。文革前省委食堂分大中小三灶。小灶供应省委书记，中灶供应像我老爹这样的厅局级干部，大灶供应普通职工。文革中有无小灶不知道，但中灶取消了，我们只能在大灶搭伙。大灶每天还是有荤菜供应，像上文提到的咸烧白，即四川特有的芽菜扣肉，还有回锅肉、红烧肥肠、清烧肚条、粉蒸排骨、卤鸭子什么的。我记得买多少有限制，不能随便买，但不清楚是要先交肉票还是每次只能打几份。二是老爹到地方出差，通常可以在周围的农村集市上买些东西，毕竟他出差坐的是汽车。成都周围物产丰富，只要政策不太左，大面上还过得去。经常他出差回来，我家后阳台就会鸡咯咯地叫好长一段时间。运气好的时候，买到的是正在下蛋的老母鸡，还可以顺便捡几个鸡蛋。我家吃的羊肉也大多来自这个途径。冬天炖上一大锅，放上些红白萝卜，再到临街小铺里买几个刚烤好的锅盔，热气腾腾一大碗，又暖和又解馋。老爹是老陕，带动全家喜欢吃羊肉泡馍。三是在省委周围的自由市场买只老母鸡或十几、二十个鸡蛋。因为城里老有人抽风取缔自由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所以在城市的市场上，东西反而不如农村集市丰富。

买只老母鸡自己杀可是个技术活儿，经常刀抹了鸡脖子，血流了一地，鸡还能咯咯叫着在地上乱跑。有一次老妈杀了鸡、放了血、把鸡放进了水池，转眼间却没了。原来“死鸡”搁厨房窗户边直棱棱地挺着呢，差点就飞了出去。老妈叽里咕噜：“哟，这那是鸡呀，都快成精了。”

我在北大宿舍也杀过鸡没杀死，只好找块创可帖贴鸡脖子上。

杀了鸡，还要浇开水烫毛、拔毛。像鸡翅膀上的大羽毛虽然硬，使点劲还好说，最难的是鸡脖子鸡头那儿的细绒毛，要用一种专门的铁皮夹子紧贴着鸡皮一点一点挑。这活儿一般都是我和我哥负责，想起都觉得烦。鸡炖好了，总是我和我哥每人先来一条大腿。鸡头则由我俩瓜分，一个鸡冠，一个鸡脑花，其他部位谁抢着算谁的。老爹坚决不准我们和他抢鸡爪，老妈一般就啃个小翅膀再加个鸡脖子。

买老母鸡用钱，买鸡蛋则一般用粮票换。成都的粮票是一半米票一半面票。四川人喜欢吃米，我们喜欢吃面，就用米票去换别人的面票，一斤换两斤。每月多出来的面票就拿去换鸡蛋。每次换鸡蛋都要讲很长时间价。大多时候，价钱在十斤面票换十个鸡蛋左右。因为每个鸡蛋大小不一，说好了价还要一个一个仔细挑选，生怕买了个小点的吃亏。

有一次我乘卖鸡蛋的农民和老妈讲价的时候，偷偷往衣服口袋里塞了一个鸡蛋。老妈发现后很不高兴，马上带我回去把偷来的鸡蛋还给了农民：“小孩子不懂事，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农民挺意外，还不愿收：“小孩子嘛，拿了就拿了，拿给他玩玩”。此事对我影响挺大，再没贪过别人的小便宜。

我在北大负责过采购实验室流水药品和器材，经常有人给我塞钱。当时北大生物系穷得叮咣响。最狼狈的时候，系里过春节只能给教师每人发半斤花生米。我的月工资就几百元，住集体宿舍没法自己开伙，全靠吃食堂，真正的月光族，而那些推销员出手就是一千元，还追着给，即便已经答应买他们的东西了还不放过。我的主管是位退休返聘的老太太，以前当过生物系系主任，某著名学者的女儿，对人特和善，对我也好。因为实验室的花销基本由她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每次告诉她有人给我塞钱时，她都笑咪咪地说：“小明你太老实了，给钱收下就是，说什么。”我知道X老师本人并不缺这点钱，她只是想给我一点补贴，改善生活，毕竟科研经费不能直接发到我的人头上。

不是老实，而是一个坎儿迈不过去而已。

文革中我家补充肉食品还有一个小途径，一般人做不到，算超级特权吧。那时我老爹经常坐飞机去北京出差。北京的猪肉供应不限量，我叔叔又住那儿。他们用高压锅炖几斤肉，让老爹带回家，可以管约一周的油水。

别说那会儿的机场有什么安检哈。

黄牛肉吃得很少，因为黄牛是农村的主要耕畜，不准乱杀。省委时不时会从阿坝搞些牦牛肉分给大家。牦牛肉粗而且比较腥，不太好吃，但在缺少肉食品的文革时期就算好东西了，一般单位还没有。

上吊都要找棵大一点的树，这话说得有理。

四川的淡水鱼主要是鲤鱼和草鱼，但我家不太会做。一般要逢年过节到食堂去端一份现成做好了的，像豆瓣鱼什么的。海鱼里面带鱼吃得多一些，好像可以从国营商店买，不过大多数时候质量比较差，体型细条，吃到嘴里粉渣渣的。黄鱼很好，可惜只吃过一、两次，蒜瓣肉，油炸了以后很香，是老爹战友送的。到美国才知道黄鱼还分大黄鱼和小黄鱼，全买过，但就是吃不出那个味儿了。成都还大量供应过几次青海黄鱼（也可能叫鳇鱼），很便宜，但不太好吃，肉质比较“皮”，不嫩。

有了肉蛋还要做。我家和对门人家共用厨房，烧饭都用蜂窝煤炉子。蜂窝煤就是煤粉混上点粘土做成圆柱状，中间打几个眼可以通风，好烧。按规定每月每家可以配发一百到一百二十块蜂窝煤，每次需要我和我哥一块块从楼下往上搬。有段时间我家住三楼，搬煤特费劲儿了。当时人小，没耐心，做事毛手毛脚，经常会打烂几块，惹得老妈不住地抱怨，毕竟打烂它三、四块就意味着一天开不了伙。按道理蜂窝煤烧完会自动散架，灰掉到下面的炉膛内，用铁钩子扒拉出来就行。但文革中蜂窝煤的质量也是每况愈下，粘土越来越多，煤粉越来越少，烧不多久就结成一块硬邦邦的大石头卡在炉灶中间，要用铁钎使劲往下捅才能捅得下去。

后来换了天然气罐，但记不住是文革结束前还是结束后了。

除了肉食和鸡蛋，那会儿蛋糕饼干什么的都要凭点心票购买。加上家里对小孩的零花钱也控制得比较紧，我们平时很少吃零食。有一次我在路上捡了两毛钱，到食堂买了十个莲花白馅的大包子，两分一个，一口气吃了七个。莲花白馅里别说肉了，连油都没有，就一点酱油，却吃得那叫个过瘾。还有一次老爹的战友给带来一盒福建桂圆干，我坐在前凉台边看书边吃，一气吃了多半盒，燥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白糖虽然也凭票供应，但包着红红绿绿玻璃纸的水果糖还是有，而且应该算经常吃。大白兔奶糖和巧克力偶尔也吃过，大多是谁去北京上海出差带回来的，成都基本买不着。有段时间白糖供应不上，就配发棕色的古巴糖，一大包，感觉比白糖味道好。不过大人说古巴糖吃多了要得肝炎，也不敢偷吃。

我小时候不太爱吃糯米汤圆，觉得太粘牙，但喜欢喝醪糟。听说谁有什么病，大概糖尿病吧，不能吃醪糟，超同情，心想不吃醪糟这日子该怎么过？红糖醪糟是补品，据说只能刚生了小孩的“月母子”喝，其他人喝了会上火。我们喝醪糟加古巴糖也不错。不过我老妈做醪糟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很少成功。

成都的蔬菜没啥好说的，种类多、新鲜、也不贵。到北京后吃不到豌豆尖和菜老壳还挺不习惯。我记得跟老爹到金牛坝的农田里摘苕芽子，用油炒炒非常鲜美。当地农民看见了还笑话我们，说苕芽子是喂猪的。屋前屋后采摘的折耳根，洗干净了凉拌非常下饭。一次，一位新华社工作的阿姨来我家，她是北方人，看见我们吃折耳根，五官都快攒一块儿了：“你们怎么爱吃这个？一股尿骚味。”

水果算过得去吧，但不能每天保证。柑橘吃得比较多，可能和老妈的偏好有关，不过我吃金堂广柑感觉水份偏少。苹果和梨有一搭没一搭。涪陵柚子挺有名，但我那会儿吃得印象不佳，皮厚、酸。龙泉驿的水蜜桃又大又甜，水还多，咬一口顺着手腕子往下流，多吃点儿就拉肚子，好像是到了文革后期才有，很便宜。枇杷吃过几颗，在那位藏族书记家。荔枝也有一次，老爹还给讲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四川的西瓜不咋的，因为盆地阴雨天多，西瓜不甜，西安运来的瓜品质要好得多，而且个头比四川瓜大。如果没记错的话，七月主要是四川西瓜上市，八月陕西瓜更多一些。当时的西瓜不贵，大多数人家应该都吃得起。哈密瓜吃过一次，也是别人送的，熟过了头。白兰瓜很新鲜，甜得发腻，但大家都很喜欢。

当年要求跨季水果是强人所难。但对普通人家来说，吃很多应季水果可能也算奢侈。我有几个在成都普通人家长大的朋友，从小都养成了爱吃蔬菜不爱吃水果的习惯，巧合吗？

省委大院里有苹果树、桃树和李子树，几乎刚开始坐果就被一帮小混球吃得精光。文革后有一次逛自由市场，看见一种很大很圆很红的水果，问是什么？别人答：李子，“怎么你没见过？”我去，怎么没见过？我还爬树上摘李子差点摔下来呢。只是李子怎么长这么个模样儿？李子不都是青青的小不大疙瘩吗？我们那会儿管桃子叫毛桃，大概是指桃子带毛，个头只有拇指大一点，很硬很酸还有点涩。

我后来吃的枇杷也来自书记院内种的枇杷树。文革初期我们经常在那儿玩，却没人认识，也没见树上结果。藏族书记搬回去住后，有次去他家，正好枇杷结果，他们顺手给了几颗。

有一次省委从阿坝弄来一车茂汶苹果，又大又脆，味道酸甜适中。原本只供应给省委书记们，他们嫌贵，不要。其实这种特供苹果每斤就一毛来钱，比市场上那些蔫巴烂苹果还便宜。既然他们不要，省委基层干部们就乐得捡个便宜，老爹也分得一大框。我不停嘴地吃了大半天，根本记不得吃了多少。之前也有从烟台过来的苹果，但大多放太久，很“面”（不脆，少汁），很不好吃。我一度还挺奇怪，觉得上甘岭的志愿军没水喝，怎么把苹果当成宝，那不越吃越渴吗？吃过茂汶苹果才明白苹果也能脆甜多汁。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中可笑的芒果崇拜。因为老毛吃了说好，就弄个假芒果，装在精致的玻璃盒中，放在解放牌卡车顶上，一路让人瞻仰膜拜。后来老爹的熟人给他从云南带了一个真芒果，我们全家分着吃，舔了皮还放在鼻子上闻了老半天。

总的来说，那时就算你当贪官，贪来的钱也买不到多少东西。

文革中倒是没假酒，也不记得买酒是否凭票。我们小学旁边的杂货店就卖酒，散装，架子上放一排大肚陶罐，遇到有人来沽酒就揭开粗布包裹的塞子，把一个长杆铁吊子伸进去，捞上一盅，倒进买酒人拿来的空瓶内，香味传两条街都能闻到。老爹有点特权，经常可以搞到五粮液和泸州老窖。有一回弄来几瓶茅台，他小心揭开盖儿让我闻了闻，那个香味后来再没闻到过。

我小时候没喝过这些高烈度酒，但经常喝烟台过来的葡萄酒，甜丝丝的。后来去农大读研究生，同宿舍的四个同学一起去吃烤鸭，点了一瓶长城干白，没一点甜味，以为上当受骗了。山西竹叶青倒是喝过一次，口感柔和丝滑，闻着真有一股竹子清香。这个感觉后来被我写在长篇小说《父亲的革命》里了。

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喝竹叶青时，感觉明显不同。我学的是生物，经常和有机化学药品打交道，当即认定酒里带着一种人工化学品乙酸乙酯的味儿，让人发呕。理论上说，酿酒的时候，酒精会和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形成酯类化合物，是酒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厂家图省事，在勾兑酒的时候估计都会加些人工合成的酯类化合物，方便、便宜还提味儿。但如果加太多，酒就会有种腻腻的怪香。

看，只有酒鬼才怀念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