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奪回自己的國家？

那麼，讓我利用從其他面臨威權挑戰的國家那裡獲得的經驗，看看能否回答這個問題。

有意思的是，推翻專制政權這件事還有戰術書可用。書是在美國寫的，作者我還認識，他就是不修邊幅的政治學家吉恩·夏普。儘管生前在美國籍籍無名，他在國外得到很高的評價，他提供的手段被東歐、中東和亞洲各地的活動人士取用。他的多部作品都強調具有感染力的非暴力抗議，已被至少翻譯成34種語言。

夏普是一位謙和的學者，在位於波士頓的寓所裡工作，他提出了198項往往具有表演性質的行動，從絕食抗議到性抵制，再到模擬葬禮，不一而足。

民主黨去年傳達的信息部分圍繞著對民主價值觀的真誠呼籲，但從世界各地的反威權運動中得出的一個教訓是，這種抽象的論點並不十分有效。事實上，借鑒夏普的研究成果，其他三種方法似乎效果來得更好。

首先是嘲諷和幽默——最好是黃段子。

1989年天安門民主示威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跟我說過，在中國，雙關語往往「比嚴肅的政治口號更能引發共鳴」。

「草泥馬」曾經在中國的網路上風行一時——這可能會讓未來研究中國檔案的動物學家感到困惑，因為根本沒有這樣一種動物。這其實是個粗俗的玩笑話：在中文裡，「草泥馬」和一句髒話音近，其露骨程度足以讓你的螢幕都感到不好意思。但牠表面上的意思是一種天真無邪的動物，因此被用來捉弄中國的網路審查員。

中國的商家出售形似羊駝的草泥馬玩偶，一部偽紀錄片還煞有介事地描述牠的習性。更有中文歌曲描繪了草泥馬與河蟹的史詩之戰——因「河蟹」是「和諧」的諧音。這首歌最終以草泥馬獲勝告終。

「他們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敗了河蟹，河蟹從此消失，」歌中唱道。

幽默讓威權者陷入兩難境地：如果鎮壓笑話，就顯得荒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顯得軟弱。獨裁者有何計可施？

無論是小熊維尼還是草泥馬大軍，都不足以推翻習近平。但正是這種機智在2000年成功推翻了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當時名為「抵抗」(Otpor)的異議團體規模極小，它的抗議活動根本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該組織深度借鑒夏普的理論，通過街頭劇場引發輿論轟動——他們在貝爾格勒街頭放置印有米洛舍維奇頭像的木桶，鼓動路人揮棒擊打它。

「看到一群不管不顧的年輕人嘲笑米洛舍維奇，圍觀者都會心一笑，」蒂娜·羅森伯格在她的《加入俱樂部》一書中寫道。「這也鼓勵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個政權和他們自己的角色。」

羅森伯格援引一個「抵抗」組織領袖的說法：「那就像一場永不散場的狂歡。」這使得抗議活動變得時髦、酷炫，嘲笑越來越具有感染力，最終反對運動變成了一場迫使米洛舍維奇下台的群眾運動。

另一種屢試不爽的策略是不強調民主本身，而是聚焦統治者的腐敗、虛偽與經濟管理不善。

批評者在指出虛偽時通常有充足的彈藥，因為專制者往往以道德衛士自居，而缺乏問責制往往會導致，呃，行為失檢。舉例來說：據報導，德黑蘭負責執行伊斯蘭婦女著裝規定的警察局長被發現在一家妓院中赤身裸體，與六名同樣赤身裸體的妓女在一起。

腐敗問題通常也是現成的靶子，因為隨著專制者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們及其家庭成員往往會中飽私囊：專制所及之處必生腐敗。

阿列克謝·納瓦爾尼似乎曾是最讓普丁總統恐懼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嘲諷大師，曾在網上發布普丁據說耗資10億美元建造的豪華宮殿等奢靡之物的影片。在被關進古拉格後，他還宣布自己曾試圖讓看守們組成工會。

第三種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聚焦個體的力量——用個人悲劇取代大規模的壓迫。反種族隔離運動曾使用「釋放南非政治犯」的口號，但收效甚微，直至改為「釋放曼德拉」才扭轉乾坤，之後的故事就世人皆知了。

無獨有偶，阿拉伯之春的爆發亦始於2010年的一樁個體悲劇：一名26歲的突尼斯街頭小販自焚以抗議覆蓋，繼而引發數百萬阿拉伯民眾上街反抗統治者。

2022年，伊朗持續半年的抗議浪潮起緣於年輕女子瑪莎·阿米尼因頭巾佩戴不當遭警方逮捕後死亡。「她的遇害徹底擊穿了民眾的忍耐底線，」伊朗知名人權律師納斯林·索托德告訴我，「人們如潮水般湧上街頭。」

索托德指出，即使是一個普通人的一次創造性抗議也能點燃更廣泛的運動。她舉例說，2017年，一名婦女站在德黑蘭街頭，摘下頭巾，扎在一根棍子上揮舞；這一事件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並掀起了「革命街女孩」運動，以結束強制戴頭巾的做法。雖然頭巾法依然存在，但現在婦女有時可以無視它。

我們通常認為政治人物才是此類運動的天然領袖。但令人吃驚的是，運動的明星往往來自其他領域。在波蘭是一位名叫瓦文薩的造船廠電工。在捷克是劇作家哈維爾。在伊朗是女律師群體。在蘇丹是一名學工程的女學生。在菲律賓是喪夫的家庭主婦科拉松·阿基諾。

挑戰威權主義沒有簡單的公式。但這些方法在國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可能是我們美國人可以學習借鑒的。

在我的下一篇專欄中，我將探討此類策略在美國可以如何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