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网络互联-CSDN博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开始思考如何通过一个网络使搭载不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相互交流。不过，对于它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他没考虑太多。他是一位理论学者，那时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在附近的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BBN）研发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得到的建议是，继续研究下去不是一件好事。他们会说这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卡恩回忆道，“但我当时有点固执，只想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卡恩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他仍然在进行网络研究。

正是因为在分组通信技术方面的工作（这个项目后来变成了阿帕网，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卡恩被授予2024年IEEE荣誉勋章。

在20世纪60年代，卡恩并不是唯一一个思考连接不同计算机的人。1965年，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工作的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通过一根电话线将马萨诸塞州的一台计算机与加利福尼亚州的另一台计算机连接了起来。当时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工作的鲍勃•泰勒（Bob Taylor）对计算机连接产生了兴趣，他的部分初衷是帮高级研究计划局节省资金，让受它资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昂贵计算机能够通过分组交换网络共享资源。这种通信方法可将数据文件分割成块，然后在目的地重新组装。通过这种方法，每个片段在网络中可采取多条路径传输，有助于减少数据的丢失，因为重新发送单个数据包比较容易。

泰勒的项目，即阿帕网，远不只是理论上的研究。它最终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连接分布式交互计算机、可运行的分组网络。

与此同时，在BBN公司工作的卡恩打算先在产业界待几年，这样他就可以带着实战经验和对未来研究的想法回到学术界。

“他们聘用我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目的。”卡恩说，“他们只是在聚集有可能作出贡献的人。但是我侧重于概念层面，BBN公司的人把我视为异类。”

那时，卡恩对计算机的了解不多——他的博士论文与信号处理有关。但他确实对通信网络有所了解。1960年获得纽约市立学院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后，卡恩加入了贝尔电话实验室，在曼哈顿总部工作，帮助分析贝尔电话系统的整体架构和性能。卡恩回忆道，那份工作包括对网络功能进行概念化、制定整体计划，以及处理实施架构的相关数学计算。

“我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在丹佛和芝加哥之间是否需要更多线路？”他说。

卡恩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大约9个月后，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他决定接受它。1961年秋天，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接下来的几个夏天又回到了贝尔实验室。

所以，几年后，当卡恩在BBN公司工作时，他充分意识到人们不会把电话网络作为计算机网络的基础：拨号连接需要一二十秒才能接通，带宽低，错误率高，而且一次只能连接一台机器。

除了笼统地设想计算机如果相互通信会很好之外，卡恩没有认真思考过实际应用。

“如果你在设计贝尔系统，”他说，“你不会想弄清楚旧金山的某个人会和纽约的某个人说什么。你只是想知道如何实现对话。”

卡恩写了一系列报告，阐述了他的计算机网络实施方法。这些报告被送到了杰里•埃尔金德（Jerry Elkind）的办公桌上，他是BBN公司副总裁，后来加入了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埃尔金德告诉卡恩，高级研究计划局对计算机网络很感兴趣。

“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我真的不知道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什么。”卡恩说。埃尔金德让他把报告寄给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项目最近聘用的项目经理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

“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高级研究计划局发出了建设四节点网络的询价。”卡恩说，那时，卡恩仍然是一个完美的学者，除了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之外，他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真的会参与建设它。”他说。

卡恩负责BBN公司提案的技术部分，1969年1月，高级研究计划局把四节点网络合同发给了BBN公司。同年晚些时候，四节点被推出：首先是9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下来是10月在斯坦福研究院，11月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12月在犹他大学。

卡恩推迟了返回麻省理工学院的计划，并继续致力于扩大这一网络。1972年10月，阿帕网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计算机通信会议上公开亮相。

“我十分确定它会成功。”卡恩说，“但这是一个重大活动。当时阿帕网上有三四十个节点。我们在（华盛顿希尔顿）宴会厅里放了40台不同的终端，可连接麻省理工学院等地方，人们可四处走动并体验它们。你可以在斯坦福研究院使用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在线系统（NLS）来处理一份文件，也可以操作BBN公司演示空中交通管制的电脑，了解飞机的起飞情况：一个地方的电脑显示一架飞机从某一机场起飞，位于另一处的另一台电脑则显示飞机在另一个机场降落。”

他回忆说，演示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至于反应，他说：“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哦，我的天呐，这太惊人了’，甚至那些担心这会对自己业务产生影响的人也是如此。”

演示结束后的第二天，卡恩正式离开BBN公司，加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他觉得自己已经在计算机联网方面竭尽所能，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他们让我负责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自动化制造项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可以进入工厂车间，研究如何分配和利用加工工艺、人工智能，以及如何使用分布式传感器。”

在他进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后不久，美国国会就停止了对自动化制造项目的资助。卡恩耸了耸肩，认为自己应该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但是罗伯茨请求卡恩留下来。卡恩留下了，但他没有继续研究阿帕网，而是专注于开发分组无线电、分组卫星，甚至还有分组语音，正是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产生了今天的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

建立并运行这些新网络并非易事。刚刚创立了Linkabit（后来又创立了高通）的欧文•雅各布（Irwin Jacobs）参加了这个项目。他回忆起与卡恩一起游历欧洲，试图说服一些组织加入该网络的经历。

雅各布说：“我们访问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3家邮政、电报和电话服务公司。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们非常友好，给了我们一个上午的时间来解释分组交换和我们正在考虑做的事情，然后给我们提供午餐，再把我们赶出去。”但是他们两个坚持了下来。

“有一天我们去远足，”雅各布说，“有一条陡峭的小路向上通向峡湾的一侧，水从另一侧流下。我们遇到一位老人，他正在往急流而下的小溪里甩鱼线。他说他在钓鲑鱼，我们笑了——他能钓上来吗？但当我们向山上走时，他猛拉鱼竿，拉出了一条鲑鱼。”他们两个人对那位老人的决心印象深刻。

“你必须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信心。”雅各布说，“鲍勃就有。他能够接受拒绝并坚持下去。”

最终，挪威的政府实验室——挪威国防研究机构，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家实验室决定加入，这足以让卫星网络启动和运行起来。

随着阿帕网、分组无线电网络和分组卫星网络全部投入使用，卡恩很清楚，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连接起来。他明白，阿帕网自身的设计无法将这些不同网络连接在一起。

他说：“第一，最初的阿帕网协议要求的是无差错传输，如果有数据包没有通过，你就不能得到确认，那就一直尝试重发，直到它通过。但如果你在嘈杂的环境里，比如隧道内或大山后面，或者有人在干扰你，那就无法使用了。所以我要设计不需要无差错通信的网络。

“第二，我们希望不必等到一条消息中的所有内容都通过了，下一条消息才能通过。

“但在阿帕网协议中，当信息到达目的地后，你没法告诉它该如何处理。如果路由器收到一个数据包，并且不是发给阿帕网上的另一个节点的，那么它会认为‘哦，肯定是给我的’，因为它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送。”

卡恩知道，这种由多个网络组成的网络将信息从一个地方发送到另一个地方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一种网络互联协议。

他联系了时任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的温顿•瑟夫（Vint Cerf），并邀请他一起合作。在阿帕网开发期间，瑟夫曾与卡恩一起参与阿帕网的测试。

“温顿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思考的是比特和计算机程序；我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思考的是信号和带宽，以及非数字化的世界。我们汇聚了不同类型的技术。”卡恩说。

“1973年的春天，鲍勃来到斯坦福大学见我，并提出了多重网络的问题。”瑟夫回忆道，“他认为应该有一套规则，允许网络自主地相互交流。他称之为网络互联。”

“他已经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了。”瑟夫继续说道，“他希望斯坦福研究院主持分组无线电网络的运行，并让挪威国防研究机构的人负责分组卫星网络的工作。他问我如何才能让任何网络上的主机都能以标准化的方式相互通信。”

瑟夫加入了。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两人定期会面，研究“网络互联问题”。他们相互进行了大约6次跨越全美的旅行，并在彼此参加同一个会议时进行一对一面谈。1973年7月，他们认为是时候把他们的想法写下来了。

“我记得在帕洛阿尔托的凯悦酒店租了一间会议室。”卡恩说。两人计划在8月份把自己隔离在那里，直到写作完成。卡恩说花了一天时间；瑟夫记得是两天，或者至少一天半。无论如何，他们很快就完成了。

瑟夫首先开始尝试。“我拿着一叠黄色的稿纸坐下来。”他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出去支付会议室的费用。”卡恩说，“回来时，温顿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铅笔——纸上一个字也没写。”

卡恩承认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如果你要介绍美国政府，你会先说什么？可能是建筑，是人物，是宪法。你会谈论英国吗？你会谈论印第安人吗？你会从哪里开始？”他说。

卡恩从瑟夫手里接过铅笔，开始写了起来。“那就是他的风格。”瑟夫说，“先尽可能多地写，然后再剪辑。我倾向于更有条理性，从大纲开始。”

“我让他先离开一下。”卡恩说，“我写了前八九页。当温顿回来的时候，他看着我写的东西说：‘好吧，把铅笔给我。’他写了接下来的二三十页。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写。”

最后，瑟夫拿着手写稿离开，让他的秘书打出来。完成后，他让秘书把原稿扔掉。“从那以后，历史学家一直对我很恼火。”瑟夫说。

“那份手稿在今天可能值一大笔钱。”卡恩沉思道。这篇论文发表在1974年的《IEEE通信汇刊》上，介绍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互联网的基础。它引入了传输控制协议，该协议后来分为两部分，现在被称为TCP/IP。

互联网协议（IP）寻址系统是让这个“网络的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每一台进入网络的新主机都需要一个新的IP地址。这些数字标签是每台计算机的唯一标识，并用于将数据包路由到它们在网络上的位置。

最初，卡恩亲自分配了IP地址的网络部分，在他放在衬衫口袋里的一张索引卡上记录了谁被分配了哪组号码。20世纪70年代末，这张卡开始填满了，他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其他人。这项工作由乔恩•波斯特尔（Jon Postel）接手，随后由南加州大学的互联网地址号码分配机构（IANA）负责。今天，互联网地址号码分配机构已经是互联网名称与地址号码分配机构（ICANN）的一部分了。

卡恩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晋升至首席科学家、副局长，并于1979年成为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他在最后一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85年底。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除了网络工作外，他还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架构和设计项目，以及十亿美元的战略计算计划（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

1985年，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和政府研究预算的大幅缩减，卡恩离开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成立了一家致力于促进新基础设施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包括设计和制作计算和通信网络原型，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CNRI）就此成立。

卡恩向工业界寻求资助，并明确表示，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打算向所有人开放其研究成果。贝尔大西洋公司、贝尔通信研究所、数字设备公司、IBM、世通公司、纽约电信、施乐公司和其他公司都加大了投入，几年来每年的总投入额超过100万美元。他还联系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获得了建造试验台的资金，用于演示千兆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应用。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资助，为互联网活动委员会创建秘书处，最终发展成了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帮助制定互联网协议和标准。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负责秘书处的工作长达约18年。

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成立大约6个月后，瑟夫加入了卡恩的团队。“我们当时在考虑互联网的应用。”瑟夫说，“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对数字图书馆感兴趣。”卡恩和瑟夫寻求对这项工作的支持，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再次提供了资金，资助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开展研究工作，在大学建立数字图书馆并将它们连接起来。

他们还开始研究“知识机器人”的概念，这是一种移动软件程序，可以收集和存储信息，用于处理网络上的分布式任务。

在数字图书馆项目下，卡恩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威林斯基（Robert Wilensky）合作撰写了一篇名为《分布式数字分布式对象服务框架》（A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Digital Distributed Object Services）的论文，2006年发表在《国际数字图书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上。

由这项工作诞生的一个想法，在今天构成了卡恩目前大部分工作的基础：数字对象，也被称为“数字实体”。数字对象是具有唯一标识符的比特序列或一组这样的序列。数字对象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文档、电影、软件程序、遗嘱，甚至是加密货币。数字对象的概念与分布式资料库、元数据注册表和分散式标识符解析系统一起构成了数字对象体系架构。根据其标识符，即使数字对象移动到网络上的不同位置，也可以对其定位。在这项工作中，卡恩的主要合作者是他的妻子帕特里斯•莱昂斯（Patrice Lyons），一位版权和通信律师。

最初，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负责数字对象标识符记录注册表的维护工作。后来，这些注册表开始保存在本地，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只负责维护记录前缀注册表。2014年，美国全国研究创新联合会又将这一责任移交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国际机构——日内瓦多纳基金会。卡恩是多纳基金会董事会的主席，该组织使用多个分布式管理员来操作前缀注册表。其中一个是国际数字对象识别号（DOI）基金会，2023年处理了近1000亿个新标识符。包括IEEE在内的许多组织和出版机构都使用DOI系统来管理其数字资产。

卡恩将当前的工作视为阿帕网和互联网工作的逻辑延伸。“这些工作都与我们如何使用互联网来管理信息有关。”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