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共感與同行:若林正丈的半世紀臺灣研究之路
吳密察/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與若林正丈教授的初識,就是在一九八○年二月底,這是我們兩個人絕對不會忘記的年月。因為就是在我們認識的時候,發生了「林宅血案」這個令人髮指的非人道政治虐殺慘案!而且,若林那時候就住在離慘案現場走路只要幾分鐘的地方。這件慘案對於我們兩個人來說,都有難以評量的巨大衝擊。對他一個原本研究日本殖民地時代臺灣史的日本學者來說,這次應該著實地讓他感受到了臺灣當代執政者的殘忍無道,而我這個原本不敢想過要出國的鄉下孩子,則因此在心裡暗暗立誓:「爬都要爬出去呼吸自由空氣!」
從那以後,我與若林成了近半個世紀的朋友,我們也彼此了解各自的研究主題與進展,而且有各種合作。他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漸漸轉到對於臺灣當代政治的觀察,似乎從原本的歷史學者向政治學者的方向傾斜了;而我則一方面將我在黨外運動中認識的一些朋友介紹給他,一方面充當他進行臺灣政治觀察時的討論商談對象,因此也認識了一些當年來臺灣報導選舉的日本媒體人。當年若林來臺灣從事選舉觀察後,經常在日本媒體介紹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大大地提高了臺灣在日本的能見度,讓日本人漸漸地了解臺灣,這些對於當代臺灣民主化的文章,後來不但在日本結集出版,也都立刻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他的這些書將臺灣的民主化過程當成是轉型的「移行期」,因此他的這些書多有「轉型期」的關鍵字。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觀察臺灣選舉的理解,讓若林發展出了戰後臺灣政治史發展的基本認識架構:國民黨政權在臺灣建立威權統治之後,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外部正當性不足的情況下,走上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道路。而在這其中,「黨外」則透過「民主假期(選舉的自由)」向國民黨施壓,「擠牙膏式」地要求鬆綁黨國體制;執政者則「分期付款式」地給付了原本就應該進行的民主改革。若林的這個戰後臺灣政治史的架構,基本上已經成為臺灣的共識。不過,如果從終於達成政黨輪替,當成「轉型期」的結束(即,抵達「移行」的目的地),那麼達成轉型之後的二十一世紀二十五年間之臺灣政治(史),要如何來理解呢?
這本書所記錄的,可以說是若林教授半個世紀(一九七二~二○二二)以來的學術回憶錄。記載了他作為一個學者,如何認識臺灣、如何研究臺灣的半個世紀之知識歷程;但幾乎同時也從另一種現場的角度描繪了臺灣社會從威權統治,甚至還會有像「林宅血案」這種非人道政治虐殺的時代,終於在制度上達到政治民主的半個世紀。這種雜揉著書寫研究對象,也同時書寫研究者自己之經歷的手法,充分發揮了若林的文筆功力。同時也顯示若林的臺灣研究,並不只是他個人的學術「研究業績」,也是他與臺灣社會「共感」與「同行」的歷程;而我這個若林的朋友,也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了自己的側影。
最後,作為多年的好友,趁著他這本也具有回憶錄性質的書在臺灣出版之際,有一件事我想公開對他再說一次(雖然私底下我不斷地跟他說過了)。
對於上面那個達成(制度上的)民主化之後,臺灣的政治(史)可以如何理解的問題,若林並沒有正面回答,他卻轉而關心「臺灣的來歷」。顯然,他想要在更具有歷史縱深的方面上理解臺灣。但他因此而跟我談起臺灣歷史研究時,我用玩笑口吻說了一句話:「你是臺灣歷史研究的逃兵。」我的本意是,他原本是個研究日本殖民時代臺灣史的學者,後來改而成為臺灣當代政治的觀察者與研究者,並且卓然成家,如果延續著他的既有研究,應該會相對簡單;但他卻未如此做,轉而想要研究時代較為久遠以前的臺灣史,這便需要先吸收很多史料、追趕很多先行研究。因為就在他將注意力轉到當代政治研究時(一九八○年代中期),臺灣歷史研究在臺灣國內也正好得到了「市民權」,四十年來在社會需求孔殷、政府也積極挹注資源支持的情況下,各方面都已經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成果,因此上場之前需要有相當的暖身運動。我希望這個老朋友斟酌自己的年紀、體力,量力而為就好,如今最好就是「快樂讀書(閱讀)」,畢竟「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何況,你已經做了很多人幾代都做不到的事了!不但你的人生很充實,而且對臺灣你也做出很大的貢獻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自序
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七二年
我生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七二年考上研究所,正式邁向學問研究之道。
自不待言,一九四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年,同時也是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於國共內戰中戰敗逃往臺灣的一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十二月上旬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移臺北。就在這段期間,我誕生於日本長野縣北部的小鎮一隅。
此時,國民黨政權的命運似乎已經走到盡頭。隔年一九五〇年一月,當時美國的杜魯門政權採取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態度,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G. Acheson)聲明美國在東亞對抗蘇聯的「不後退防衛線」係北起阿留申群島,之後是日本列島,接著是朝鮮半島南方海面,再通過臺灣東側海面接上菲律賓群島。換言之,韓國與臺灣被預設在這條防線之外。
但,眾所周知,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美軍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旋即也派兵朝鮮半島。「艾奇遜防線」出現所謂的「推進」。之後的結果便是兩個主張自身方為正統中國的政治實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隔臺灣海峽對峙。往後,無論日本或臺灣,甚至韓戰停戰後的韓國,都位於推進至臺灣海峽與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的美國防衛線內,享有扭曲的和平直至今日。
一九四九年生的筆者,一直以來的人生都與把隔著臺灣海峽對峙的兩個中國,以及美國的「不後退防衛線」推進到臺灣海峽與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相重合。包含所謂的「團塊世代」人們在內,東亞同世代的人們竟因位在東西冷戰線,亦即「不後退防衛線」的東側與西側而呈現出大為不同的人生。一九七二年是「中美接近」(中美關係改善)開始的一年,也是東亞國際政治史的分界線。此年春天美國尼克森總統訪中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受這股強烈波動(外交上的「尼克森震撼」)影響,日本當時的田中角榮首相與大平正芳外相前訪中國,並與中國建交,日本也因此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在前一年,中華民國已經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即臺灣的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雖然遲至一九七九年,但臺灣的國際身分,卻被迫從聯合國創立時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轉變為特異的不被承認國家。
然而另一方面,雖與美國的同盟解除(一九七九年底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基於美國國會制定的《臺灣關係法》,讓臺灣仍一直接受來自美國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承諾,且持續至今。即便美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仍舊不讓臺灣脫離戰略性防衛圈,換言之,「不後退防衛線」前進至臺灣海峽西側一事,依然維持不變。
有人勸我「反攻大陸」的時代
我記得大概是在進入博士班不久後的事情吧。在研討課後回家的路上,研究所的學長問我,「打算大概何時『反攻大陸』(轉換跑道研究中國)啊?」這是出自於學長關心我這個連什麼是臺灣研究都還摸不著頭緒的學弟而做出的詢問。面對這樣的問題我並不感到驚訝,只是更加感受到:原來如此,這才是社會上一般的想法啊。這段回憶迄今一直留在我心中。之後,我既不能反攻大陸,也沒反攻大陸。多年以後忽然想起,這麼說來,就算逃往臺灣的蔣介石終生疾呼「反攻大陸」,最終也未能反攻。結果,我的研究人生,也成了研究臺灣的人生。
我人生的時間與「艾奇遜防線」推進之後的東亞國際政治、兩個中國(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立足臺灣的中華民國)對峙的歷史相疊合;我的研究生涯,也與一九七二年之後臺灣的中華民國進程相重疊,即與日本、美國斷交,仍以一種曖昧的角色存在於美國的戰略邊緣的半世紀。理所當然,這也是日本與臺灣斷交,維持「非政府間實務關係」的半世紀。
我自身的人生時光與臺灣現代史帶著這種時間上的緣分。進入研究的人生後,最初的十年研究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歷史,之後便一頭陷入正開始啟動的臺灣民主政治觀察,就此度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再之後又重新開始對歷史的鑽研。
民主化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現場
本書中,透過與我自身研究上體驗的重合,筆者將回顧這種因緣際會而與我研究人生疊合的臺灣的半個世紀政治史。我半世紀的研究人生中目睹最重大的事情,便是臺灣政治民主化,以及面對這種成果,也就是民主體制下臺灣面臨的考驗。
無論在哪個地區,民主化都不會只停留在民主化,臺灣的現代史也不例外。在我的臺灣政治研究經歷後半部,為了掌握這種政治結構改變的面向,將其概括為「中華民國臺灣化」。因此,我的述懷與觀察就是走在民主化現場的一個研究者的經歷(主要集中在第Ⅰ部),同時也是觸及這半個世紀「中華民國臺灣化」這種政治結構改變脈動的,一個研究者的經歷(主要集中在第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