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益／活著的鶴會飛走──關於林俊龍的小說《沙壇城》

他們把鳥類圖鑑遞給我看，指著書上的內容篤定地告訴我：「活著的鶴會飛走，睡著的鶴是單腳站立的，只有死掉的鶴才趴在地上。」
──林俊龍，《沙壇城．到遠方》

我第一次接觸馬華文學，應該是李永平老師的〈拉子婦〉。這篇小說看似在寫家庭，寫婆媳，卻又不然。「拉子嬸」是沙勞越華人稱呼當地達雅族人的用語，「我」的三叔為了愛情挑戰了整個宗族，將拉子嬸娶回家，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家族緊張。這是因為華人雖然移民到他鄉，但宗族與種族概念仍然是深植，他們被部分當地人敵視，也鄙視當地人。「拉子嬸」這個詞就是帶著輕蔑的意味。

李永平是這樣直戳華人優越主義的：「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外一個好聽點、友善點的名詞代替它，中國人會感到很彆扭的。」作為家中的成員，「拉子嬸是無聲無息中活著」，這麼說也不準確，實際上是無聲無息地「挨著」。那個看似啟動了一段驚天動地愛情的三叔，最後把拉子婦和她為他生的子女送回部落的長屋，無愧無疚地尋找自己的新愛情。拉子嬸挨夠了，便無聲無息地離開了。

這是一篇「非華人優越主義」的作品，作為移民的華人，在異鄉仍帶著優越感，而不只是為了利益和安全所組構的文化向心力而已。李永平的安靜敘事狠狠地刺痛了我。

俊龍在來到東華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他的馬來西亞的背景。我是從課堂他的作品，漸漸了解他的世界，或者說，他想要建立的世界。待在花蓮那幾年裡，我感覺俊龍曾經遇過兩次寫作上的糾結：一是他的閱讀依然是以台灣出版為中心的邏輯，二是他對自己的中文表達曾經產生懷疑。

第一個問題源自於俊龍作為一個外國人（身分是所謂的「僑生」），台灣文壇的認肯機制又是文學獎，而獎項是有國籍限制的。作為一個年輕的作者，在寫作尚未有自己的「內核」的時候往外探求，觀察台灣經典或年輕一輩作品去形塑自己寫作的樣貌是很自然的事。只是這種台灣年輕作家的尋常經驗讓俊龍感到有些不安，究竟什麼是自己想要追求的寫作（無論是題材或是文字風格）？而自己的文字表現會不會太不「台灣」，因此不被此地的讀者（特別是專業讀者—評審）接受？這樣的猶疑和不安，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剛好我的創作課堂，很強調跳脫中文創作圈的生態，在更廣闊的世界尋找跟自己寫作步調較為一致的方式，因此創作課我是以翻譯文學作為主要樣本。在那些對台下學生來說，都一樣陌生的文化描述裡，在那些帶著「翻譯氣息」的中文裡，俊龍漸漸放開了自己題材的選擇與想像。畢竟，我們都可能屬於一個次文學圈子，同時也在另一個文學國界裡被認為是陌生的。

一次討論作品的過程中，我建議俊龍不必去迎合台灣式的中文，用他自己習慣的中文（特別是寫作對話時），甚至是翻譯腔的中文，馬來語、英語混血的中文也無妨。我的想法是，俊龍的身分是他寫作上不可繞道的事實，那麼，不妨就讓這樣的事實，成為他的寫作形象。

這並不是新見解，而是既成的推論。李永平十九歲來到台灣（一九六六），張貴興十八歲（一九七四），黃錦樹則是二十一歲（一九八八），他們大約在大學對知識的渴望最強、語言卻已經很難完全修正的時候來到台灣。他們的小說都從自己的故鄉（而不是台北這個新世界）的風土、物種、人物寫起，文字也保留了一些異地（對台灣讀者來說）的氣息，成為自我風格的特色。這三位作家後來都留在了台灣，當然也有求學後回鄉繼續創作的。俊龍在畢業之前就因為家庭因素兩度休學回到檳城，口試後亦未再回到台灣。雖然未來尚未可知，但目前的俊龍顯然更接近於「短暫客居」台灣的馬華人作家，未來雖然很可能在台灣長期有出版作品，但精神故鄉仍在彼端。這或許是一種第二層次的「寓居他鄉」。

俊龍的祖輩是中國廣東普寧的潮州人，曾祖帶著爺爺南下南洋後定居檳城。曾祖曾是修錶匠，後來開始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甚或當上了勞工黨支部的祕書。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爆發的大規模種族衝突，主要發生在馬來人與華人之間）後，勞工黨開始式微，就不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俊龍的父親成為菜販，但也是一個小村子的村長。這是那一代華人移民的生存模式，用「做生意」來奠定經濟基礎，以從政來扎根。

但俊龍這第一本書裡的敘事，裡頭「他者」的經驗已經和上一輩與上上一輩的馬華作家經驗有了差異，而這差異是漸變的。賭雨和那些村子裡的軼事還有著祖輩的影子，賭馬、足球已經是父輩的生活經驗了，而以電競做為發想的終篇，則是俊龍這輩的現在式。俊龍把這個現在式，和「沙壇城」這樣帶著宗教意味的標題並置，讓那個虛擬的世界，就像法事前築起的小小壇城，既是通往未知的管道，又是緣生緣滅的暫時性存在。對我來說，這就是俊龍有意或無意的處境隱喻。俊龍這輩回望文化資產時的自我詮釋，已然不再是「解經」，而是他們必須要築城的現世。但那個「城」是緣生緣滅的存在，只是掃掉了城之後夢是否還在、記憶是否還在、愛是否還在，或許是俊龍透過作品想跟我們說的。

我這樣的解讀，和俊龍的自我界定並不相同（讀者可以看他自己的後記），只是我作為一個俗世讀者的「說法」（梵文：Dharma-desana）之一而已。

在這本小說集裡，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沒有太多技巧、太多隱喻的〈第二片屋瓦〉。小說裡的「賭雨」讓我讀來著迷，那是南洋民族因為食物豐富而比荒涼的北方多的一份悠閒，也是氣候與地景的文化產出。「賭」是一種把人性挖掘至底的人類遊戲，賭到最後不只是下不下雨，還要進一步猜中第一滴雨會落在哪一排、哪一片屋瓦上。

這種不科學的賭法，讓賭更讓人沉迷，因為結果不只是經驗、運氣，可能還包括權力以及命定的疏漏。賭贏了與賭輸了，或許在這樣的小鎮裡，最終的命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在「那一刻」是不同的、生機勃勃的。這篇小說也彰顯了俊龍寫作的天性與風格，他的作品文藝腔低、敘事平順，卻常常在某些暫停的段落，發出令人沉思的喟嘆。

俊龍曾經在信裡告訴我，他未來有兩個長篇小說的計劃，一是近年的（寫檳城），另一個是十年內會寫的（西域之路）。我因為參加喬治市文學節（George Town Literary Festival, GTLF），和多年未見的俊龍和詩人周天派在檳城相遇。俊龍帶來當地傳統的豆沙餅，天派則陪我走逛海邊的船屋，我們短暫地聊了文學。我在想，對文學創作者來說，任何一個故鄉都像是要永世存在的繁複「沙壇城」，他們會用筆緊緊抓住城的每一個細節、每一段故事，盡全力用「根」來保持著城的「不散」。

我用「漸變」的角度來看俊龍這本初試啼聲的小說集，正因為他告訴我的這兩個寫作計畫，因為這意味著，他正在思考的是城的現世、前世與未來。

他是活著的鶴，「活著的鶴會飛走」，但會留下牠們睡著時單腳站立的腳印，我希望您能打開書頁，端詳這個新鮮的、還未石化的，也還沒有被潮水收走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