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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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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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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6
「蔣介石真是逃到了一個好地方啊!」 1973年中研院民族所王崧興研究員用日語對本書作者若林正丈說的這句話,讓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於閱讀這本書的我來說也是如此。

若林正丈教授的研究著作,向來是對於日治台灣史與戰後台灣史的朋友們必讀的作品,但是為何在當年臺灣研究不被重視的時候,若林教授會走上這條路呢?而作為一位外國臺灣研究者,在以往研究資源甚少的情況下,他又是如何從一張白紙切入?而他怎麼看待臺灣的歷史、政治、社會、人民以及其變遷呢?

而我作為一位十一年前受到臺灣政治社會的激盪,才開始對戰後台灣史想深入了解的人,若林教授的作品是讓我能夠深入了解這塊土地上發生歷史的傑出著作,我同樣也很好奇,外國人怎麼能夠這麼了解這裡,提供這麼多有趣視角?而又怎麼能夠感受到字裡行間滿溢、熱愛台灣的情感?

這一切,都寫在《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這本書裡。

看著字裡行間的描繪,就好像是我跟著一個從不懂臺灣史與臺灣政治的外國人,到變成臺灣研究大師的他,一路成長、認識甚至參與臺灣近幾十年來劇烈變動的過程,我也跟著他從對戰後臺灣史的門外漢、家鄉裡的陌生人,變得逐步了解臺灣近幾十年的巨大變化與轉型。

作者不僅透過親民的文筆認識臺灣史、臺灣政治與日本人眼中的臺灣,以及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評論,我也覺得對這本書完全適合對戰後臺灣史無所知悉、但又不想讀過應歷史書的朋友。因為這就是他的研究自傳,傳記就不會像我照片中拍攝的那幾本專書相對紮實,也看得見做為學者的他,對現實的關懷與熱情。

令我感到有趣的一點是,他來臺灣的時間點恰巧都碰上了大事件,或許與其無涉,但也種下了他與臺灣的緣分。從早年他來臺灣參訪遇上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到後面總結數十年功力之作《戰後臺灣政治史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一書發表過後幾天,就發生了318太陽花學運,而到這本書出版後,也遇上了全國第一次出現的立委大罷免浪潮。我想這或許就是他與臺灣的緣分吧!

而在閱讀這本書之中,我也感受到大罷免浪潮與書中所提的內容有所連結與共鳴。書中他提到日治大正時代的台灣民主運動有所連結,「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台灣人尋求自治與擁有自己議會的夢想,這在1992年國會全面直選的選舉上,邁出自決和直選代議士的第一步,而選舉作為「內戰」和「祭典」,每經過一次臺灣就蛻變一次,使中華民國走向「臺灣化」,大罷免的出現與中國因素的影響,或許也正是延續一百年前的努力,拒絕其他國家因素的影響,走上擁有臺灣自己國會的第一步。

有趣的是,透過本書才得知,當年日本學界看待台灣與中國,是「反動國民黨統治下不值一提、死氣沉沉的島嶼」以及「進步的左翼共產中國」,雖然日本進步的文化人口口聲聲提人民,卻認為反動派國民黨治下的台灣人民不用理會,臺灣是只要等中國解放就好的地方。作者自承當年也受這觀點影響,但在業師戴國煇教授影響下,深刻反省了這個偏見,而他對臺灣的認識,也深受當時在日臺灣人如許世楷、黃昭堂、劉進慶等人著作的影響,讓我深深地感受到唯有臺灣人自己去努力寫自己的歷史,才會讓別人也注意到我們的歷史,以及啟發他們對我們的看法。

這讓我想到張超英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曾提及國民黨與蔣介石家族以前都是和日本右翼密切結合,透過日本右翼發聲,不知道這有無關?同時也令我反思,我們過往學校所受教育和華文資訊(包括網路資訊),是否也對我們認識臺灣形成了偏見?

在書中,作者也對許多現象提出分析,例如地方派系的良窳影響,李登輝時期「國民黨的臺灣化」實屬虛妄,對李登輝陳水扁的評價,中華民國臺灣化起點「七二年體制」的論點,無法修憲導致臺灣化停滯不前的未竟之業,以及國家構造與國民認同構造的矛盾等等,不僅在我閱讀這本書時,重溫了過往閱讀《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蔣經國與李登輝》和《戰後臺灣政治史》等書的論點,更提出了許多過往學術著作不會出現的新看法,或者這也是作者積澱的多年後的新見解。

而本書也接續到2020年總統國會大選帶來的變遷,指出目前研究的未竟之業,也成為啟發我們看待後續臺灣政經社等各層面變化的一個指引。

作為一位對腳下土地過去、現在以及其未來充滿興趣的讀者、身為參與時代進程的臺灣人,在未來處於高度不確定性的當下,閱讀本書除了重溫這位傑出學者過往研究的核心論點之餘,也認為自己能夠在他本書中獲得未來方向的一些鼓勵與啟發,同時也吸收到更多作者這些年來的觀點與分析,對戰後臺灣史與臺灣政治有更多的切入與認識,也認同王崧興研究員的後半句話:「臺灣真是個好地方!」

而若林教授做為一位本來不了解臺灣、到深入了解的外國人,他用輕鬆筆觸寫下的這本書不僅生動有趣,深入淺出,對當代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也有評論,不僅能夠了解過往至今的時代脈動,也能夠快速掌握戰後臺灣歷史的重點,對於關心自身未來、社會變動方向,卻不想被紛亂媒體資訊和極化政治立場所影響的朋友,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切入的軌道。

在臺灣這個好地方生活、也關心自己和臺灣未來的朋友,不論你是想多了解臺灣史,或者想從書中找到過往歷史一絲未來的線索,抑或你僅是單純對過往政治人物的月旦評感到興趣,這本書都是誠心推薦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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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倒的偶像:十二座塑造歷史的雕像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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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2
在世界各地,有些雕像當初因緣際會設立,然而與時變遷,引起人們的議論,究竟要保留,還是應該拆除?不同的意見多元,背後反應的是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政治勢力,而雕像本身就具備與承載不同的意義,並被用來形塑人們的歷史記憶,而進入不同時代,雕像本身、代表的人物與歷史也和不同時代的事件產生共鳴。

這本《被推倒的偶像:十二座塑造歷史的雕像》藉由十二個故事,分享雕像設立的意圖、過程和用途,雕像拆除的契機與偶然,是否應該拆除的看法,後續效應,以及拆除後雕像的去處,其中既有自己設立者、他人為之設立者、甚至是自己不願但被後人強行設立者,其中不同角度產生了諸多激盪與玩味。作者特別指出反對方所使用的四種「反動修辭」,以及作者對此的反駁,十分具有啟發性:

論述一、泯滅歷史:此主張認為移除雕像是企圖改寫甚至抹去歷史,甚至違背國家利益。
反駁:歷史不會因為推倒雕像就被抹煞,事實上推擋當下就正在創造歷史,而雕像的存在其實是藉由表示某種價值觀、引起崇敬,來遏制對歷史的不斷辯論,人們要了解歷史,其實需要的是歷史教育、檔案的保存與取得、穩定的歷史遺產機構(如博物館)以及言論自由。

論述二、他那個時代的人:此主張認為雕像紀念的人是某個時代的人,不應該被當代道德所論斷,而且他成就過好事和壞事,應該功過相抵,得到諒解。
反駁:其實雕像紀念者在自身時代當下,都已被廣為批評,甚至此種論述就是一種泯滅歷史的方式,因為同時代的人不會每個人都接受,例如被販賣的奴隸難道會跟奴隸主有共同的想法嗎?或者二二八受難者跟陳儀的思考一樣嗎?這種論述事實上是將某些少數想法形塑成所有人的代言人,並泯滅歷史上更多人的聲音與想法。

論述三、法律秩序的重要:此主張認為移除雕像必須經由民主和正當程序,由政府拆除,不遵守即移除者跟塔利班等恐怖組織沒兩樣。
反駁:這種論述通常用來誘惑溫和派支持,引導人們忽略了程序被阻撓數十年的可能性,甚至反對方蓄意的破壞,並且很難證明雕像議題為何需要投注更多的大量金錢、時間是合理的,因為這些雕像設立時,並未遵守民主與正當程序,就佔據公共空間。而如果必須以正當程序處理,這道程序就必須有效,失靈的程序不是和解,而是一種阻礙改變的方式,藉此削減人們的耐心,甚至等待反抗者的死去。

四、滑坡效應:認為拆除一座雕像,就會引發連鎖效應,接著將其他雕像甚至建築等都拆毀。
反駁:作者認為,如果因此引起骨牌效應,其實未必是壞事,因為自由民主的社會不應侷限何者可受討論、衡量,熱烈辯論重要的事情是一種健康的態度。我們應該擔憂的是,雕像使我們不再對聽聞的歷史故事提問。

反思過往,主張保留、捍衛爭議雕像存續者常提出這些論點,因為這些雕像紀念的人與歷史,通常符合他們的價值觀與自身認同。作者認為上述的論述與反駁作為一種思想實驗,足以驗證並戳破反動的修辭。回過頭以台灣而言,這些論述常以一種或混合的方式進行對雕像拆除與否的辯論,本書所提出的主張正巧可以用於我們當代生活的實驗。

作者特別注重拉倒雕像的關鍵性時刻,以及各方政治操盤手試圖扭曲、簡化雕像背後的歷史,以及拉倒雕像與否的行動為自身利益所用的惡劣情況,他強調教師、歷史學者、博物館工作者以及紀錄片工作者等人在此方面的努力,也寄望媒體與政治人物用心於此,希望雕像的存在與拉倒,能夠引導人們真正試圖去理解歷史,而不是利用歷史,或者是被有心人編纂的歷史所用。

或許大家會好奇本書對於雕像的觀點是甚麼?但我想這個解答,還是留給之後閱讀本書的大家探索。而本書所提雕像的歷史故事,乃至於雕像對於當代生活的存續與意義,相信這本書都能帶給大家趣味盎然的回饋,提供思辨台灣大量蔣介石銅像去留的參考,乃至對世界上許多雕像存續的思考、對不同社會的歷史遺緒和當代影響。在此推薦這本輕薄短小的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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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亂:川普政府的中國政策,其形成、矛盾與內幕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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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5
這是一本描述美國抗中意識如何形成、持續成長且不斷變動的著作。

川普本人意識形態上支持抗中,源自於來自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而作為商人、本身性格、情緒波動和家族利益,這方面卻牽引著他往中國傾斜,或者傾向「做成對各方面都有利的交易」,然而身為總統,面對全球性的整合,川普沒這意思、也不可能脫身於此,他要的是帶來對美國有利的改變。

當時身為素人總統,他在國家利益、美國受眾、自身情緒和意識形態、家族利益、地緣政治和中國挑戰等情況下搖擺,在這些議題上,則有人權派、抗中強硬派、親中派、親中親商華爾街派(結合川普家族)等在左右整個美國對中與國內影響的辯論和過程。

與川普意識形態相近的對中強硬派如納瓦羅、博明等人,一直不斷地以國安為基調,鋪下抗中政策的基調,設置官方戰略方針(印太戰略、國家安全文件),努力使美國人從中國幻想中覺醒(從澳洲聘請有經驗專家來分享、連結各式人士),轉變美國對外路線,並使許多官員、議員與各界人士加入陣營。

溫和派如財長梅努欽、川普女婿庫許納等人,則與華爾街大亨(如黑石集團創辦人蘇世民)等各界人士結合,試圖延續歐巴馬時代,遵從習近平「合作共贏」的中國關係,強力排擠並試圖消滅強硬派路線,維護現有與中國結合帶來的利益,即使必須向中國屈服,將美國人的退休金、納稅錢和投資基金送給中國政府打造武器、鎮壓人民、戕害人權與世界也無所謂。

不過趣味的是,川普一開始雖走溫和派路線(家族是最重要的),而中國實際上也是溫和派盟友,但是中國從不履行承諾、不斷得寸進尺且充斥謊言的行徑,使得他們成為強硬派的實質盟友,因為他們不停地實踐強硬派告訴川普的那些事情,使得川普在失去面子、憤怒以及意識形態支持的情況下,最終更加強硬推動強硬派的政策。

強硬派深悉川普的性格,因此他們不斷高築牆、廣結盟、深化抗中意識,他們的盟友上自副總統潘斯、國務卿龐培歐到參議員盧比歐,下至各州的人權倡議組織、學者、駭客、官僚乃至脫中者,加上中國助攻,這使得社會、兩黨人士與支持者開始廣為接受,即使政策收到川普多變的性格、不那麼重視民主人權價值和盟友的想法乃至因為想與中國交易的關係,偶有磨損政策效果,但抗中大勢最終形成巨大潮流,溫和派也被迫執行川普意志下的強硬派政策。

最終,新冠疫情使得這個路線再也不可逆轉。中國對外隱瞞、欺騙乃至玩弄的行徑,使川普怒不可遏,加上關閉國境政策使得取得協議再也不可能,加上抗中意志壯大,他放手一搏,決定以對抗中國來爭取連任。

這股潮流使得本來批評關閉政策、對中國較為友善的拜登和民主黨也不得不跟進。儘管民主黨仍然時常否定川普的抗中政策,和調查武漢肺炎自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的可能性(例如裴洛西),原因自反川到身分政治(認為川普稱武漢肺炎為中國病毒是歧視亞裔)的理由不等,然而民主黨內的對中強硬派如柯特.坎貝爾等人,也逐步構築民主黨的抗中方略,為已經嶄露的勝選做準備。

看了這本書,重溫這段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不僅讓我理解美國抗中意識和路線如何發展、美國社會各界如何覺醒等變化,也看到其實美國現在成為共識的抗中路線,中間歷經了多少變化過程,這確實就是政策形成會有的混亂局面,每個行動者都有自己關注的焦點,在各方的交鋒與強硬派的努力下,最終形塑了這個路線。美國並不是一開始就抗中,也是經過大量的努力、混亂和磨合,才走到今天,其中強硬派長期的堅持與努力,奠下了基調,並扮演工蜂的角色,為這段發展能夠持續付出了無可抹滅的努力,儘管他們絕大多數沒有進入川普第二任政府,但無疑留下豐富的遺產。

川普在這段轉變期的角色無疑是關鍵性的。我跟許多人一樣,一向習慣既有的世界建制秩序,不習慣川普反復無常的多變性格,乃至對於許多事物的蔑視,然而這個世界建制秩序卻早已遭到中國這個病毒所腐蝕,2016會維持現有秩序的希拉蕊無疑是中國希望的人選,然而川普的當選,其反覆無常的性格,對於建制秩序的否定與質疑,乃至美國利益核心的意識形態,使得他能夠在強硬派的協助下,以及美國作為世界霸主的力量下,顛覆固有的世界方向進程,並使之轉向現今的抗中路線。

回顧這段關鍵時刻,對於身處這段風雲變幻的我來說,無疑更加理解了這段轉變過程以及川普的風格,固然他當選後仍令人憂心,或許抗中政策有可能附加傷害到台灣,但卻又覺得以其多變的性格,在政策形成與折衝的過程之中,對我們臺灣有利的機會仍然存在,使之成為對我們有利的方向。

本書是想理解這段過往並理解現在的絕佳之書,對於美國、臺灣、中國乃至世界大勢國際關係變遷這段關鍵時刻風向的變化、描繪與評論十分傑出,對於想了解國際大勢變遷的臺灣人,本書無疑是非常值得一讀的作品,誠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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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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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1
王汎森老師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很適合跟朋友分享再反芻的書,書裡面介紹了很多有意思的道理,有以前常在歷史系上說歷史對人生功用的內容,當然也有以前我沒聽過也沒想過的部分,但是這些部份如果可以跟身旁的人分享,並且聆聽他們的反饋,我會覺得本書隱而未顯的啟發會更多。

而且這本書也有非常多生動的例子和比喻,我也覺得比過往在學校裡面聽到的還有貼近日常人們的生活,舉例來說,學校很愛說「你不知道過去的歷史,就不知道現在為什麼會這樣」,這句話雖然很有道理,但現在許多人不喜歡被隨意說教,這句話就流有說教之嫌。

但以王老師的例子來說,學歷史的意義,就像看電影你會從頭或中間開始看,才會大概看懂最後結局的表達,如果只看結局,大概會摸不太著頭緒為什麼結局是這樣子,以及電影想傳達的內容,歷史就是片頭與中間的過程,細細咀嚼電影箇中的隱喻明說、隱藏彩蛋甚至前後呼應,就會使得這部電影傳達的意蘊和劇情更加精采。

而出遊或尋訪家鄉也是一樣的,若是到許多歷史古國出遊,不理解其歷史地理的變化,就僅是走馬看花,但若是有人或自己心中已經有一些認識,則整些地方不僅本來就是立體的,在你的腦海中也突然立體起來,變得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乃至地貌和格局變化都饒富趣味。

這既是書中所說,歷史對個人增添生活情趣的「點染」效果,推廣到現實生活,上從政策成敗,下到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其實都有類似的功用,當我們把這個看電影的想法推廣出來時,就會覺得「哇,了解歷史真的有用呢!」正是因為理解了這些狀況,我們才會想說「欸那我們該怎麼做決定」,不管是尋找自我根源、解決紛爭、自我治癒等種種面向,這就都對我們人生很有幫助的。這也是本書說讀歷史能「擴充心量」,所能幫助到我們人生的一點。

在和友人針對這本書的討論中,除了上述的個人情趣以外,王老師其實認為傳統歷史對於典範、參考的觀點還是有其意義的,過往我們都只是強調正向學習聖賢偉人,但作者認為更應該去看某些人的短處,然後發現這些短處其實在某些時刻也能發揮更好的作用,能告訴自己缺點不一定是缺點,而是會在某些時刻發揮的優點。這對於個人在面對自己時,其實會發現古今人性的共通點,但是我們該怎麼樣去轉換思考,其實歷史就是我們可以參考的資源。

同時,若再把電影例子的思考延伸出來,會發現我們看待國際局勢也很有幫助。以延續兩年的俄烏戰爭為例,我們如果以當代政經的角度去分析,或許僅能從當下的北約東擴、地緣政治和經濟因素等層面去了解俄羅斯為何侵略烏克蘭,卻沒有辦法理解普丁為何不在已經損傷超過近七十萬以上兵力的情況下,仍不止損,但若我們從歷史學的角度去看待,就可以理解當代俄羅斯聯邦建構出的一套繼承基輔羅斯、俄羅斯帝國到蘇聯帝國,既有歷史上的傳統帝國夢,也有歷史一脈相承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要一統大小白羅斯為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根源。也就是說,在培養觀察事情的長程變遷和眼光上,歷史的功用就會顯現出來,也會與其他學科有所區隔。

當然,「歷史有沒有用」一直是社會上存在的爭論。在和朋友的閒聊中,我認為社會上談的「用」當然是能不能「直接」變現,想當然爾,這個挑戰是基礎學科絕對都會面臨到的,特別是實用主義性格強烈的台灣社會。

坦白說,若以此標準衡量,我讀完本書是覺得「不完全能」,作者有舉出歐美政府現在制定政策時,會邀請歐美歷史學家,提供事件形成和情報分析等諮詢建議,算是歷史學者將歷史應用於各行各業變現的一個功能。但是以「歷史直接換成錢」這個社會問題背後的標準來說,多數是不能。

不過,這樣就真的沒有用嗎?我想其實也未必。因為歷史是一個針對許多行業具有附加價值的學問,歷史既橫跨人生方方面面,那它自然能夠在從個人到國家,各方面發揮它的附加價值。正如同上面所說的政策制定,就是國家治理上非常重要的參考,如何做出良好的政策「善治」、如何在盱衡國際局勢做出良好的決策、如何在從公司過往財報分析的基礎並透過長期歷史衝突分析地緣政治去做正確的投資,這其實都是方方面面都能夠用上的學問,。

本書其實也批評近百年來歷史學的發展「去人化」發展,因為去除傳統史學的功能,甚至為了符合新發展的「歷史規律」,只想「合理分析」,卻摒棄了歷史的複雜性與功能,導致歷史學離人越來越遠,使得最終產生了這個疑問。然而,不斷重訪甚至回顧歷史是很重要的,這不僅是可以理解個人的選擇,更是要恢復歷史的複雜性,並面對故意隱而不提的過往,因為過去的傷口不會自己不見,作者以臺灣史上的二二八事件為例,指出過往國民黨政府就是隱藏不談這件事,最終才使台灣社會錯過了和解的機會,迄今未解。

讀完這本書,我想這本書其實是面向社會上所有人的,不管是職業的史學工作者、對歷史應用感興趣的人、困惑為何要讀歷史的人,甚至是認為歷史沒有用處的人,不論各行各業,都會有所各種層面的收穫,至於你所能獲得的「附加價值」、娛樂甚至體悟有多多,自然要看自己要從哪個層面去想這件事,但只要你願意開啟這本書,相信絕對在面對上述情境甚至質疑時,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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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
讀者評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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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1
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呈現出其關注政治、社會和時代變遷的一面,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又如何與時代互動;而邱近思女士這本《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藉由他與李怡的往來與情思,讓我們不僅看到了李怡的另一個面向,而邱女士筆下的經歷,也見證了大時代下的變動。

雙方緣分始於文字,也終於文字。作者因緣際會去到李氏創辦的《九十年代》雜誌工作,結下不解情緣,也因此種下作者與新聞媒體、文字工作的緣分,開展了人生與大時代相接的道路。

閱讀本書過程中,透過作者的眼睛,穿梭於過往的日記與現今的文字,感受到作者與李怡先生情感互動的綿密,以及雙方對於感情看法的變遷與成熟,儘管曾分離許久但卻情意不減,看見彼此情感的深厚。

因為工作之故,作者躬逢二十世紀末歷史時代的轉捩點,也與聞諸多歷史性事件,諸如老兵返鄉,以及1989年李登輝時代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赴北京參加亞開行年會、戈巴契夫訪華和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之後帶來的餘波盪漾。

在此風雲際會之時,他不僅記下大事,也寫下許多時下的人物與觀察,特別也回憶了當時台灣文化界、出版業人士前往中國遭逢學運的驚險之旅,令我感到十分趣味。例如文化人林海音等當年曾在1949年前後逃離中國的多數人十分敏銳,一發現巨大的動盪就決定離開,然而有些出版業人士卻仍決定按照原行程辦事,並帶著見證歷史性時刻的想法留下,然而到最後卻是倉皇離開,因為當下十分混亂,即使要離開也很難離開,因為他們人雖已到機場,但若機師等人進不去機場,也無法離開,最後有驚無險才各自返回台港。

他也寫下了很多有趣的見聞與朋友,對港台各界名人的近身觀察,例如黎智英、沈君山、林懷民等人都曾是他們往來的好友,其中黎智英對當年報紙發展前景的犀利見解令人印象深刻,一席話帶給台灣辦理晚報的報業鉅子們一番震撼,而沈君山代表李登輝三晤江澤民,其中對話紀錄等機密文件,最終也由李怡和作者工作的《九十年代》發表,其中往來、人品特質與思想機鋒,也以作者如椽之筆記下。

最後作者談及與李怡2022年終成眷屬後的發展,以及談及李怡先生身後之事,例如回憶錄的出版過程種種,雖然多方意見略有不同,但最終這部記錄時代洪流的鉅作能夠問世,仍感佩於作者的用心與協助,也反應兩人的情深義重,方使此書能夠與我們這些讀者相會。本書不僅使李怡更加立體,也補上了未能刊在《失敗者回憶錄》的三篇文章,記載李怡在台的最後時光與觀察,也校勘了回憶錄上的錯誤,非常適合與《失敗者回憶錄》合讀。

本書是作者與李怡之間情感的回憶,是李怡回憶錄的接續與補充,也記下了時代變遷的軌跡,以及諸多時代人物的吉光片羽,更寄託了作者的情思與感懷,以及情感的纏繞、愁思與成熟。因此,推薦這本書給對於李怡、作者與李怡的互動、過往巨變時代以及情感變遷有興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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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
讀者評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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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1
(本文以《中國大玩吞民族主義之火,我們呢?》為題,2024/9/20刊登於思想坦克)

手撕鬼子、肩扛土炮、丟手榴彈打下飛機的抗日神劇,往往令我們這些外國觀眾看了覺得匪夷所思,為何能通過中國的審核和得到觀眾喜愛?這源自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因應新局勢的需求及社會轉變,試著重塑歷史記憶、將其服務於現實政治的努力。這本《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正是分析一九七六年後這段變遷,以及中國幕後的意圖。

在國內,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外局勢則是一九七一年尼克森訪華尋求聯中制蘇,兩件大事使中國產生內外的大轉向。

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共產主義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輸出世界革命,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被壓抑、淡化,只是這一切隨著文革結束而結束,中國
此刻需要新的官方意識形態凝聚人心,而中共不相信西方自由主義,於是他們重拾民族主義,將中日戰爭的歷史用以塑造、操作與拉抬民族認同與愛國主義的正當性基礎,並清除西方帶來的「精神汙染」,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則更為積極。

當時中美聯盟抗蘇,中國在美國協助下重新融入國際社會,亟需進入國際社會的基礎,而中日戰爭正是好理由,向世界展示「中國」是創造現今戰後世界秩序的初始成員,形塑愛好和平的形象,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強國、第二大經濟體,以這段歷史形塑抗衡美國、掌握世界秩序野心的論述基礎。

從史學界開始,博物館、書籍、影視等各種紀念亦步亦趨卻又如火如荼地展開,既有官方主導,也有民間自發。官方詮釋定調為從「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五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毫無建樹」轉為「國民黨也有點苦勞」,攬下抗日功勞外,也將國民黨從無用的階級敵人和八年抗戰的論述,逐漸變成有點功勞的配角和十四年抗戰,藉此建造自身的抗戰論述。

而曾被淡化不聞問的南京大屠殺,則是用來塑造愛國心、仇恨感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極佳素材,透過利用痛苦情感和轉型正義,將南京事件和猶太大屠殺連結,積極營造自身「受害者」和無害、愛好和平的形象,並持續要脅、攻擊日本毫無反省,儘管日本做出努力,並自1979年無償援助中國資金、技術,以及提供發展貸款,但中國仍決定持續利用這項歷史資本,對日本盡情勒索。

官方詮釋放鬆也給予民間相對寬廣的解釋空間,於是出現各式的抗戰紀念和宣傳。從文學紀錄、老兵訪談影集、憑弔歷史遺址、民間紀念博物館、熱愛民國的網路「國粉」乃至熟悉的抗日影集,還有戰時首都重慶等地方集體記憶從壓抑下反饋,之後更深入觸及過往未曾關心的大飢荒題材。多元的民間行動反映人們對於被淡化的歷史興致濃厚,憑弔情感真切,更進一步諷刺時政當局,更療癒了國民黨抗戰老兵曾被打壓的內心。

民間有時雖與官方主旋律小有摩擦,但無傷大雅的矛盾無損於塑造愛國的民族主義,甚至更有幫助。2015年中國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上,除了俄國總統普丁等賓客,展示中俄聯盟和歷史淵源外,還有一群年過九旬、當年參與抗戰的國共老兵,習近平在鏡頭前親自表揚他們,表示共產黨仍是抗日主角,但認可了國民黨的貢獻。至此,中國政府二戰論述走向完備。

抗戰紀念與宣傳雖對內效果極佳,但對外推廣近乎慘敗,從娛樂性質的電影,到與美國競爭的政治、道德論述,鮮有國家買單。美國以二戰的付出、打造並維護戰後和平的國際秩序這點,建立起自身在亞洲的地位,中國雖想重塑歷史挑戰美國,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但從未成功。

中國不僅想改造各國的二戰認知,也用來挑戰國際秩序。藉由「修正」歷史,中國主張自己是國際上沒有被補償道歉、領土仍未完整的「受害者」,對日本放棄的領土與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和平崛起」後應得到更多補償,更強調自己是當代世界秩序的締造者之一,應該要有更高的世界地位。中國主張這些利權源自開羅會議,而當時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響應此一主張,中國對南海、釣魚台乃至台灣等地一直有擴張領土的妄想,本書稱此為「開羅症候群」。

雖然東亞國家對日本感情複雜,但此時他們對於中國則更為擔憂,而作者更指出,這套聲索賠償、領土主張、提升道德與國際地位、乃至尋求正義的論述,踢到的鐵板不可勝數,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各國沒興趣看一個已經超級強大的國家,整天聲稱自己是國際政治受虐兒,吵著索要遲來的正義。

不過,本書指出隨著中國實力逐漸強大,這套敘事仍然會成為大家被迫要聽的故事,但目前仍不用擔心的是,中國無法如同蘇聯般提出和美國抗衡的政治、價值和國際體系,中國尋求的是融入並取代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主導者,而這件事即使美國逐漸走向孤立,顯然短期內也不具達成的能力。

中國也以這套論述影響台灣,國民黨雖會委婉表達中華民國才是抗日領導者,但是仍然接受中國的主張,與之共鳴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然而隨著民進黨上台,這套歷史記憶將逐漸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台灣人自己的戰爭記憶。

本書透過指出中國在共產主義信仰破滅和六四大屠殺後,轉向民族主義以尋求鞏固人心、融入世界秩序的別有用心,提醒我們中國民間和官方試圖重構歷史,藉此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擴張領土並挑戰美國,致力於改造國際秩序、在國內維穩的內心意圖。本書額外的亮點,則是指出中國利用大屠殺與轉型正義跟國際接軌、攻擊日本這點,額外引人省思,而國共在抗日敘事上逐漸接軌,也使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老兵的委屈將被永遠遺忘。

本書也提出了對台灣極為重要的一點:中國人和台灣人歷史記憶的分歧。這反映出台灣不再需要從中國汲取歷史作為行事的正當性,而是台灣人擁有自己的歷史,例如近期的二戰歷史劇《聽海湧》,正是反映台灣人逐漸取回自身歷史與記憶的努力,並以此取代過往國民黨統治時代灌輸的國民黨中國版二戰記憶,選擇走出自己的路。

而當台灣人跟中國人不再共享二戰記憶,形同脫離中國,也將引起中國人和認為台灣應該繼續留在中國記憶的海外中國人反彈,面對此一情境,台灣人應該思考,是該維護自身的主體與獨特,還是選擇融入中國人的世界,自我矮化成為海外所有中國人人人皆可指教、位階最為低微、永遠都要反省是自己在中國世界犯錯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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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血都是黑的:榮獲國際布克獎及龔固爾高中生文學獎,暴烈絕美的驚人之作
讀者評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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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6
這是一本很好看的戰爭小說,糅雜了戰爭的殘酷、殖民母國和殖民地的種族關係、兄弟情感、愛情、創傷、男子氣概的殘害、塞內加爾的傳說、童年影響等諸多元素,將主角如何因為戰爭和摯友的死亡,而逐漸被壓垮、精神崩潰乃至走向自我毀滅之路的情況,用令人戰慄的自我表述方式呈現出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說,同時也短小輕薄,讀起來沒有大部頭的壓力,卻十分精彩,很適合想透過小說了解戰爭如何對個人造成影響的朋友,或者對一戰有興趣的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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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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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4
(註:本文以《氣候變遷的歷史回顧──《價崩》的當代用心》為題,2024/8/23刊登於「思想坦克」)

在當今,氣候變遷對有些人來說是切切實實的感受,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只是虛晃一招的詐財謊言,並非真實發生的情況。而精研明代的漢學家卜正民,在這本《價崩》透過一道道物價和糧價比較,鋪陳開展歷史圖景,顯示氣候變遷對生活在明朝的人們是無法迴避的真實。

他採用私人紀錄、日記、地方志和各式官方文書乃至外國人遭羈押時的觀察,推演各式人等生活所需花費、不同階層的負擔能力、民生到奢侈品的物價市場變化,進一步接軌明朝中葉由白銀串起的全球化歷史,以及明太祖朱元璋針對平穩糧價,設置官倉,作為維持王朝生存關鍵的戰略物資儲備機制。

他指出明帝國早年遭逢極端氣候變遷時,儘管曾有奪門之變等政治災難,但運作良好的官僚體系有效地結合官倉、市場機制和社會互助,維持了社會秩序和確保物價回穩,這給明朝人留下了「壞日子總會過去,好日子會回來」的正向感受。而白銀湧入增加的貨幣供給,也未帶給帝國通貨膨脹和物價革命,帝國物價是以農業經濟體的正常通膨速度成長,到萬曆朝,人們的生活保持著一定的水準(奢侈品除外)。

作者回顧白銀流通的全球史討論,指出過往史家認為明朝滅亡肇因於白銀造成物價騰貴,進而導致崩潰這點有誤,因為當時物價並未因此受到大幅影響。而從隆慶到崇禎,朝中仍然有人主張貿易有益於帝國財政、國防戰略、百姓生計乃至明朝國際秩序,反對保守道德派的海禁閉關政策。

既然白銀不是問題,官僚能夠運用官倉和市場機制平穩物價,那明朝最終為什麼走向滅亡呢?物價史提供了一條發現明朝崩潰的可能線索,但是卜正民最後指出,物價史背後的大框架正是氣候史,當時劇烈的氣候變化才是使得明朝最終無力回天,百姓失去期望甚至落草為寇,以及滿洲入侵的最大原因。

他認為,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使得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帝國面臨超過其力所能及的困境,過往物價在災難高峰後都會回穩下降,人們依照傳統經驗,是這樣想,然而崇禎朝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天災時,物價失控,人們已失去期待,當時前一波物價的高點就會是下一波的最低點,但人們生存的負荷能力沒有增加,此時政府、市場兩大平穩機制又雙重失靈,環境無力改善,這使得同樣生活其中的官僚集團腐敗、剝削、行政失能等情況更加惡化,滿洲人為了爭取資源,對明朝轉守為攻。明朝就在氣候變遷導致的內外交迫下,走向滅亡。

從全球史角度的《梅維爾的帽子》,再切入談論元明兩朝氣候變遷的《掙扎的帝國》,再回到全球史《賽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忽必烈的獵豹》之後,卜正民在《價崩》以「氣候史+物價史」的框架,以環境具決定性影響的角度,闡釋物價、政治、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對大自然的看法乃至庶民心態等方方面面如何被氣候影響,最終產生明清易代,令讀者認為,崇禎真可喊「天要亡我」,在這個氣候變遷下,人們都是逼不得已。

而在下一個變遷時期,卜正民認為清朝面對氣候變遷同樣走向滅亡,藉此為其認為環境決定論仍有可取之處的但書。只是我不禁好奇,清帝國晚期內憂外患不亞於明朝,仍比前朝多持續幾十年,此種差異不禁令人體認執政者與政治體制的重要性,氣候變遷未必會使傳統體制的帝國瓦解,體制更有可能挺過氣候變遷。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指出傳統王朝儒家體制的無效率,清朝將之改良並推向巔峰,但此體制更不敵現代財政國家的效率,無力在現代國際叢林生存,則顯示最終決定政權存亡者,仍在於人與體制。

本書提供了讀者極佳的省思視角,不僅是能夠以氣候史配合各種傳統角度,去重新檢視與詮釋過往歷史的變遷,更讓現在身處每年夏天都是未來最涼夏天時代的我們,重新思考氣候變遷如同有些人所言,是一門撈錢的騙人生意,還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真實,並值得我們為此去做努力。另外,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到清代仍不斷渡海至臺的漢人,是否也是因為氣候變遷,為了生存而選擇前往台灣?

相較於諸多明史著作,本書不似正統史書以政治史角度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而以物價和氣候的角度分析原因,呈現出歷史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元樣貌,也使讀者能夠用更多元的視野去理解歷史、現實,獲益良多且極具啟發,誠心推薦一讀。

如果這本書對我來說有甚麼缺憾,就是在〈序言〉的第一頁出現了「底氣」這樣的支語,對我來說這是不太能接受的用法,在我就讀歷史系所期間讀過大量的簡體學術書籍,都未曾見過這類用法,看到台灣翻譯好讀有趣的學術書籍固然開心,但是看到這個用詞,內心五味雜陳。此純屬個人看法,但這本仍然是非常好的書,也只有在這頁看到,內容仍值得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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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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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5
在2024年中央選舉結束前,Threads的台灣使用者其實甚少,但在選後卻大幅湧入,為什麼會有這個遷徙行動呢?在各大社群媒體上,例如Facebook從管理和對政治文的不友善,PTT已經淪為網軍的場所等情況,為了避開攻擊,尋找喘息、重整以及不被演算法所影響的言論自由場所,人們進行了轉移。

而這次轉移,讓我想到了鄭南榕。

在1980因中華民國和美國斷交後,蔣經國為鞏固政權,採取了更加緊縮自由的統治策略,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案等恐怖案件層出不窮,而對言論自由的緊縮透露在打壓出版的自由上。在當時,鄭南榕如何能夠維持出版,採取了什麼應對策略呢?

答案是:他申請了一大堆出版執照。只要每被抓一次,他就換一張,不停地轉移陣地,一直確保不斷出刊。只要陣地不停地轉移,他們怎麼審怎麼抓,都是有辦法持續擴散思想、擴大群體,總是有辦法東山再起。

這些行動,鄭南榕在1980年代這段時間的歷史,就收藏在這本《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裡。在這本書裡,收藏了很多珍貴照片、史料和言論,不僅是民主運動史的珍貴資料,更是將鄭南榕不是「光說不練」叫別人去衝鋒陷陣的知識分子,而是起而行、實踐自己思想的「行動思想家」這點展現出來的微型展覽書,知道他比起振振有詞,更善於直接組織和行動,透過行動,讓人們理解、思考與參與,一起衝擊威權黨國體制和爭取台灣的獨立、民主與自由。

這是一本適切理解鄭南榕如何行動起來的一本好書,也能夠讓我們看到更多具體的1980年代抗爭,而裡面摘錄的金句,也讓我理解他對言論的使用與精準也相當厲害,若他活到現在,在推特、Threads等短文平台上一定會成為一名引領潮流、眾多粉絲的KOL,只是當年的平台是雜誌,而限制的演算法就是國民黨。

向對台灣民主歷史有興趣的朋友推薦此書,是一本切入1980年代非常適切的一本書,不論你站在何種角度,都可以從中思考是否在這些人的激盪下,才有後來的變化,以及讓你賦予過去、現在與未來更多的詮釋和行動可能性。而這本書也是今年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100%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的基礎,也推薦大家前往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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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鬼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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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2
一翻開這本《香鬼》,首刷附贈的書籤即香氣撲鼻,令我感受到「哇,這真的是一本調香師寫的調香小說呢!」才打開就有一種不同的感受,不禁讓我馬上翻閱下去,闖入一個我從未理解過的新天地。

以調香師北北為主角的故事,環繞著香水、香水的知識,以及他身旁的獸與人而展開。香水看似需要無比精確的調劑,但是書中天才般的調香師、實際上是紅毛猩猩的「安」卻狂野粗暴,不需要經過嚴謹的工序,北北在與他的相處中展開了對香水、對自我的追尋。

然而,劇情轉瞬即下,他對安的所作所為如同驚悚片般的令我驚恐。隨後與諸多熱愛香水、調香原料以及探索這方面世界的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也讓我驚訝。原來,北北這段過程中,展現出一種朦朧、混亂、重複的自我拷問與面對自身的脆弱,呈現了他身為調香師需要的精確,卻又有身為人類面臨自身處境不斷轉變的混亂,這讓他所調劑的香水和見識,從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又是山,不斷往前,如同跳舞時玄幻的舞步,但卻又充滿理解的知性與感性。

調香的世界既自我中心,卻又與世間萬物分不開關係,臭與香、各式氣味的比例之間所產生的奧妙,使得香水既迷人心眩卻又心曠神怡,充滿智性卻又光怪陸離,如同人難以捉摸,卻又充滿迷人的色彩。

看著這部小說,我跟著北北、安等書中角色的步伐,一步一步既踏實又迷離地走進了這個世界,讓我大開眼界,而我在閱讀中,也感到北北這位主角的性格與作者有些神似,這或許是作者作為調香師,混雜著文學家的一種表達,而沒有這些,這部小說就失去靈魂。雖然不厚,但書中表達的意象和透過充滿美感的文筆,讓我不禁覺得,這真是一部好看的小說。

讓我也很好奇的是,當作者調香的心得進入到另一種境界或情境時,又還會產生怎麼樣的小說呢?真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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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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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8
孟加拉人民示威、軍方倒戈,使現任總理、親印哈希娜政府倒台,其中引起了孟加拉人民攻擊印度教神廟、信徒等事,引起印度緊張,此事不僅使地緣政治出現變化,也令我想起,出生、幼年成長於孟加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今年出版的自傳《家在世界的屋宇下》。

沈恩在臺灣以探討經濟學的著作《經濟發展與自由》和探討正義為何的哲學著作《正義的理念》,然而大家鮮少注意到他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探討,背後究竟經歷了甚麼,才會走往這樣的方向?所以他用這本《家在世界的屋宇下》,向讀者娓娓道來。

這並非一本勵志書,或者夾敘夾議的學術傳記,而是沿著他的生長軌跡,探索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孟加拉、印度到英國劍橋等地人物、風土、文化、政治、種族、宗教、經濟、思想種種變化,並穿插古印度哲學與現今思想對比的精采傳記。

沈恩出身於知識貴族家庭,家族人口繁多,並與大文學家泰戈爾很有關係,他即就讀於泰戈爾興辦的那所徜徉於天地、以大自然為教室的學校,受教於泰戈爾自由發展、平等、尊重的教育思想,這讓他得以自由探索知識、發展興趣與踏實內心的空間。

在求學期間,「找人聊天辯論」成了他最大的興趣。在加爾各答和劍橋大學等高等學府求學時,不論在咖啡廳、宿舍還是學校裡,他找各種有趣、知識淵博、思想立場不同的路人、同儕或師長,一起天南地北話當時,一路講到店打烊,針對政治、時事、思想、學術、社會議題等無所不談,這種閒聊帶來的強烈的智性趣味與感性衝擊,令他們痛快淋漓,甚至聊天的收穫比起上課更大。

然而,沈恩不是只愛好象牙塔知識的學人,而是懷有深刻現實關懷的學者,所以才更加愛好知識、論辯與思考。對他人生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幾件事情:傳統社會帶來的種性與性別不平等,言論箝制導致的餓莩遍野,以及宗教和身分單一化、政治化帶來的仇殺,乃至背後反映的階級問題。

當他回憶求學過程中,發現女同學表現傑出甚於男性,然而在社會中傳統的氛圍下,卻使女性難以往上出頭。

當沈恩在達卡,因為二戰時英國殖民政府對內措舉失當,又封鎖所有言論報刊的自由,不讓飢荒消息傳給歐戰正酣的英國政府予以協助,導致本來盛產農作的孟加拉出現餓莩遍野的大飢荒,他親眼看到大批逃難遷徙找吃的人群、活活餓死的人,甚至是為了生存吃了人肉、崩潰大喊「我們已經不算人」的人,使他大受刺激。扣除政府政策,更明白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傳播是多麼重要,因為這些明明是可以挽回、不用變成悲劇的事情。

戰爭結束後,儘管多數人呼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共同擁有和努力創造的事情已經比差異還要多,不用分家,但隨著政治、宗教、民族主義三者結合成認同的單一身分,宗教民族主義導致的分裂已無可避免,仇恨氣氛日益濃厚。而到印巴建國前夕,有一天他看見一位受重傷的穆斯林逃進他家求救,問其原因,才知家人曾因氣氛緊張並勸阻不要外出工作,但他知道不工作,他的家人將會餓死,後走在路上隨遭印度教徒刺殺,這位穆斯林最終不治,使沈恩大受刺激。

這些事情讓沈恩反思:明明這塊土地上大家和平共榮許多年,創造出許多美好的事物,為什麼最終仍只能走上仇殺之路,人是否只有這條路能走呢?而他也頓悟,像他這樣富裕的階層根本不擔心會遭到仇殺,因為只有貧困的人需要外出工作、面臨被刺殺或餓死的風險,而為什麼這個國家長久以來沒有改變極為分配不均的財富狀態呢?而他又能夠未來做甚麼呢?

生活的經歷、這些重大事件與周圍人們的建議,使得他決定放棄物理學,選擇經濟學作為理解的管道和尋找解方的途徑,而配合上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問題的分析,使得他能更加深刻地去尋求答案和公共政策的依據,當時最為盛行的經濟學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成為了他終生攻讀研究的對象,也是他與後來飛黃騰達的朋友們用以相互探討解決不平等、種族與性別歧視和政治衝突的思想根源,最終成為傳世之作。

他致力於消弭不平等和歧視的解決之道,並從知識所得到的經驗中,深信世界各地文明決不會走向單一和對抗,即美國學者杭亭頓所說的文明衝突,而是可以走向歷史上那段文化包容、融合且和平的時光,並以此為畢生志向。

讀完這本書,他充滿智性的學院歲月,不禁令人感到能自由暢論時事、學術、政治的美好,也體會到知識碰撞的火花不僅在於閱讀當下,也在於思想的砥礪、邏輯的磨練,以及洞察與分析能力的培養,使人能夠更上層樓。

這樣智性的生活不僅引人熱愛,也才能夠使我們如同沈恩一般洞悉事情背後的情況,理解並反思自己是因為比其他弱勢階級佔有更多資源,起點已經與人不同,才能更進一步享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取得成功,而成功絕非僅靠自身努力,更明白自己應該利用成功後的資源,去為這個社會付出一份心力,而非以此對世人表露驕矜。
而這位經歷動盪年代的人,對現今不安紛擾的世界仍懷抱和平的信心,使人閱讀時不禁受到感染,特別是我們身處臺灣這個世界火藥庫熱點,讓我們還是能夠認為這個世界仍有走向和平共榮的一天。

對於現實世界深感不安、失望、緊張與悲觀的朋友,我很推薦這位年已九十的耄耋老翁所寫的傳記,定能讓人感到心安,而對於南亞的歷史、智性的感受、學術與當代思潮的激盪乃至學界趣聞深感興趣的朋友,這本書絕對也不會讓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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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中國史】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
讀者評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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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7
千呼萬喚始出來,【聯經中國史】系列繼年初三本著作問世後,在讀者如同七月陽光的熱情期盼下,《華夏文化與多元轉型:明史》和《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兩本出版啦!這兩個迷人的朝代既是諸多民間戲曲、小說、電影和戲劇的根源,也是學界和政治論爭的焦點,兩本書將讓大家對這些事情的好奇願望一次滿足,遍覽論爭眉角。

過往我們對於清朝的認識,無非是一個被漢化的外族王朝,這種從清亡以後主導政治的漢族視角出發,彷彿清朝是為了讚頌「中華文化」的偉大而存在的陪襯物品。但在外國學界的多元研究下,滿洲帝國的多元燦爛和主體性逐漸駁斥上述說法,過去幾年台灣出版界積極引入美國以滿洲中心為主流的「新清史」作品即為此類,但新清史也被中國官方認為是「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想分裂中國、帶有政治性格的學術產物。

有人會問,那台灣學界的作品呢?沒錯,就在這套【聯經中國史】現身啦!在七月,這套系列推出了由葉高樹教授主筆的清史,不僅介紹台灣學界的成果,更提出台灣學者的自身觀點,整合各方論述,與中國學界、國際漢學界對清帝國的論點互動,提供台灣人自身觀點去認識這個複雜多元、燦爛豐富的多民族帝國,否定過往中華民族的「漢化」神話,讓我們以後聽到中國學界與官方認定「分裂中國」論點的清朝研究時,大可一笑置之,甚至能以批判性的角度去看待外國學界。
有趣的是,其實不少美國學者曾受台灣學界影響,因為許多人曾來台灣,向我國知名清史研究者莊吉發先生學習滿文,查閱故宮檔案和參考研究成果,像是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歐立德(Mark C. Elliott)、耶魯大學教授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等均如是。台灣學界曾提供巨大養分給美國學者,我們又再讀他們的書,現在不用如此了,有這本書,我們直接讀自己最新的成果,也更新各地學界動態的成果。

而明史的寫作方式則是裡面最特別的一本,因為是唯一一本集結師門之力完成的合著。由編者徐泓教授完成前三章,談及明代建朝最重要的一代之制,再由師承徐泓教授的五位中生代學者,依自身專業領域,從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到庶民文化等多元面向撰寫後面章節,呈現出具有活力的明代百態,並由編者以其史觀綰合成專業又通俗的著作,使得本書既迥異於一人撰寫的專書,也不同於專業論文集的方式,讓讀者能更接近明朝的生生百態。

編者對於過往明史為政治因素所累,導致人們對明代的看法較為灰暗荒誕這點耿耿於懷,或許是親身研究後,理解明朝豐富光彩的一面,也因自身因素,想以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還其本來面貌,所以在緒論特別針對過往評論和西方漢學做出回顧與整理,並用這本書作為最新成果,回應過去的褒貶與疑問。或許編者也想回應許多電影、戲劇、小說等描繪的明朝形象(例如新龍門客棧裡的廠公、唐伯虎點秋香的發飆寧王、自封威武大將軍朱壽的武宗、金瓶梅書中的明朝生活…),在趣味之餘,對明朝能夠有更新的理解。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止盡的對話」,正如本書所回應的前人們一樣,本書作者們的史觀與想法絕對會形塑歷史的撰寫與評論。我讀本書時,或許是作者們對「去中國化」、忘記祖先從何而來,以及對現今台灣人身分認同的憂心,字裡行間有時能夠感到作者們與當代對話的意圖,從「奠定中國版圖」、「恢復華夏認同」到最後一章鄭成功被視為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不同的作者有著一致的思考,這或許也是不同作者能理脈一貫地完成一本書的原因。

以《萬曆十五年》一書知名的漢學家黃仁宇曾提出「大歷史」觀點,主張拉長縱深,去理解中國何以演變成今日模樣,他將時間縱深拉長到明朝華夏儒家體制建立後的變遷,深刻影響了近現代的路徑取向。而本次出版的明史、清史從明代談至清中葉,年初出版的近代史則寫至清帝國滅亡,囊括了帝國演變為「中國」的歷史,儘管若干角度不同,卻正好提供了最新、更多且豐富的知識和視野,讓我們台灣人理解這段長時期演變的豐富知識,更能讓我們練習抽絲剝繭,破除各種隱藏政治目的的歷史神話。
誠摯推薦這套好書,七八月可以先收下明清兩本,一邊消化,一邊等待後後續上古、秦漢、隋唐五代和宋四本,並期待臺灣的學者一步步從絕地天通講到科舉社會,讓我們深入接觸過往族群豐富、文化多元的帝國,如何走向1911年出現、走向「一國一族一語言、強制文化同一化」的民族國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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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中國史】華夏再造與多元轉型:明史
讀者評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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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7
千呼萬喚始出來,【聯經中國史】系列繼年初三本著作問世後,在讀者如同七月陽光的熱情期盼下,《華夏文化與多元轉型:明史》和《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兩本出版啦!這兩個迷人的朝代既是諸多民間戲曲、小說、電影和戲劇的根源,也是學界和政治論爭的焦點,兩本書將讓大家對這些事情的好奇願望一次滿足,遍覽論爭眉角。

過往我們對於清朝的認識,無非是一個被漢化的外族王朝,這種從清亡以後主導政治的漢族視角出發,彷彿清朝是為了讚頌「中華文化」的偉大而存在的陪襯物品。但在外國學界的多元研究下,滿洲帝國的多元燦爛和主體性逐漸駁斥上述說法,過去幾年台灣出版界積極引入美國以滿洲中心為主流的「新清史」作品即為此類,但新清史也被中國官方認為是「外國亡我之心不死」,想分裂中國、帶有政治性格的學術產物。

有人會問,那台灣學界的作品呢?沒錯,就在這套【聯經中國史】現身啦!在七月,這套系列推出了由葉高樹教授主筆的清史,不僅介紹台灣學界的成果,更提出台灣學者的自身觀點,整合各方論述,與中國學界、國際漢學界對清帝國的論點互動,提供台灣人自身觀點去認識這個複雜多元、燦爛豐富的多民族帝國,否定過往中華民族的「漢化」神話,讓我們以後聽到中國學界與官方認定「分裂中國」論點的清朝研究時,大可一笑置之,甚至能以批判性的角度去看待外國學界。
有趣的是,其實不少美國學者曾受台灣學界影響,因為許多人曾來台灣,向我國知名清史研究者莊吉發先生學習滿文,查閱故宮檔案和參考研究成果,像是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歐立德(Mark C. Elliott)、耶魯大學教授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等均如是。台灣學界曾提供巨大養分給美國學者,我們又再讀他們的書,現在不用如此了,有這本書,我們直接讀自己最新的成果,也更新各地學界動態的成果。

而明史的寫作方式則是裡面最特別的一本,因為是唯一一本集結師門之力完成的合著。由編者徐泓教授完成前三章,談及明代建朝最重要的一代之制,再由師承徐泓教授的五位中生代學者,依自身專業領域,從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到庶民文化等多元面向撰寫後面章節,呈現出具有活力的明代百態,並由編者以其史觀綰合成專業又通俗的著作,使得本書既迥異於一人撰寫的專書,也不同於專業論文集的方式,讓讀者能更接近明朝的生生百態。

編者對於過往明史為政治因素所累,導致人們對明代的看法較為灰暗荒誕這點耿耿於懷,或許是親身研究後,理解明朝豐富光彩的一面,也因自身因素,想以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還其本來面貌,所以在緒論特別針對過往評論和西方漢學做出回顧與整理,並用這本書作為最新成果,回應過去的褒貶與疑問。或許編者也想回應許多電影、戲劇、小說等描繪的明朝形象(例如新龍門客棧裡的廠公、唐伯虎點秋香的發飆寧王、自封威武大將軍朱壽的武宗、金瓶梅書中的明朝生活…),在趣味之餘,對明朝能夠有更新的理解。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止盡的對話」,正如本書所回應的前人們一樣,本書作者們的史觀與想法絕對會形塑歷史的撰寫與評論。我讀本書時,或許是作者們對「去中國化」、忘記祖先從何而來,以及對現今台灣人身分認同的憂心,字裡行間有時能夠感到作者們與當代對話的意圖,從「奠定中國版圖」、「恢復華夏認同」到最後一章鄭成功被視為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不同的作者有著一致的思考,這或許也是不同作者能理脈一貫地完成一本書的原因。

以《萬曆十五年》一書知名的漢學家黃仁宇曾提出「大歷史」觀點,主張拉長縱深,去理解中國何以演變成今日模樣,他將時間縱深拉長到明朝華夏儒家體制建立後的變遷,深刻影響了近現代的路徑取向。而本次出版的明史、清史從明代談至清中葉,年初出版的近代史則寫至清帝國滅亡,囊括了帝國演變為「中國」的歷史,儘管若干角度不同,卻正好提供了最新、更多且豐富的知識和視野,讓我們台灣人理解這段長時期演變的豐富知識,更能讓我們練習抽絲剝繭,破除各種隱藏政治目的的歷史神話。
誠摯推薦這套好書,七八月可以先收下明清兩本,一邊消化,一邊等待後後續上古、秦漢、隋唐五代和宋四本,並期待臺灣的學者一步步從絕地天通講到科舉社會,讓我們深入接觸過往族群豐富、文化多元的帝國,如何走向1911年出現、走向「一國一族一語言、強制文化同一化」的民族國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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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幻象: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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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長期以來,有許多美國人認為,透過中美的廣泛交流,以及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國將接受美國的價值觀,並由強力的中產階級推動政治轉型,走向「民主化」,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友好夥伴。然而,現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這樣一個「中國幻象」,事實上一直存在美國人心中。但是,你知道更早以前,有著希望中國基督教化和美國化的另一種「中國幻象」嗎?

本書《中國幻象:美國亞洲劫難的歷史與真相》所欲探索的,就是美國人的「中國幻象」是什麼?緣何而生?何時出現?誰在操作?造成了什麼後果?美國擺脫了「中國幻象」嗎?作者詹姆斯.布萊德利(James Bradley)將本書的時間軸定在一八四零年代到一九五零年代,除探索根源外,論述的重心放在這個幻象如何使美國人誤判國民黨中國,導致了後續一連串災難。

作者的父親曾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兄長曾經參與過越戰。他認為他的父兄之所以參與這些戰爭,是因為「中國幻象」造成整體的認知偏差,進而形成了錯誤的政治決策。如果當初沒有這些錯誤的印象,或許美國可以避免二戰時與日本交戰,或者可以提早認清國民黨中國的真面目,與獲得天命的毛澤東來往,避免後來的韓戰,也就不會有「丟失中國」的爭論,麥卡錫主義也不會出現,中國通們和亞洲的情報資訊也都不會被置之不理,也就不會導致美國捲進亞洲巨大的紛爭之中,使許許多多美國人喪生異地,他的父兄也差點因此殞命。


中國幻象是什麼?緣何而生?何時出現?

本書指出的中國幻象,一言以蔽之:「中國人喜愛並努力師法美國,未來將會基督教化與美國化,中國與美國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將會是美國的夥伴。」

為什麼美國人會懷有這樣的想法?就必須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當鴉片戰爭後,美國商人藉由鴉片貿易發大財,回到美國時不僅隱瞞了自己的生財之道,也將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傳遞給美國人民:中國不可能從內部改造自己,中國既混亂,又住滿可憐、落後又吸毒的異教徒,幸好西方人到了,能從外部給予影響,中國才有機會改變。

這個想法影響了傳教士,激發了他們改變中國的熱情。傳教士們到達中國,與商人們一樣住在與中國人隔絕的租界裡,去認識、想像中國。他們也將他們的想法傳遞回給美國,讓這些想像傳頌於佈道會所之中:這個國家腐爛、分崩離析,需要美國基督教價值的拯救。

兩種想像的揉雜,構成了美國對中國的基本印象與「天職」:美國要以美國文明與價值,去拯救、改造中國,使中國基督教化、美國化。


日本與宋查理

但最一開始使美國人產生幻覺的國家,其實是日本。美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並不成功,然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卻搖身一變成為足以與俄羅斯對決的強國。在此時,伊藤博文與特使金子堅太郎在華府製造出「日本已美國化」的幻象,金子堅太郎是位美國化的日本人,與當時的總統老羅斯福同樣是哈佛校友,兩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友情。因此金子堅太郎成功地魅惑了老羅斯福,使他相信日本已經「美國化」,日本在亞洲的強大將會成為美國在亞洲利益的保衛者,並將美國文明價值傳播,指導不文明的中國。相反地俄羅斯則否,老羅斯福也厭惡俄羅斯。因此老羅斯福透過秘密外交協助日本,調和日俄戰爭,更默許日本吞併已與美國簽訂條約、美國曾經許諾維護其獨立的朝鮮。使日本在亞洲得以擴張其帝國。

相對地,宋氏姊妹的父親宋查理,因緣際會得以前往美國,成為一個被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南美以美教會)接納,成為教徒,更深造神學,成為美國傳教士心目中的華人基督徒樣板。許多人更熱切希望改造中國這個異教徒國家成為基督徒,熱絡地捐款給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盼望改造中國。

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因為當時美國排華風潮正熾,美國工人認為低劣的中國人搶走了工作,發動工會施壓政客、進行屠殺等行為時有所聞。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後排華風氣更熾。多數曾經被「進口」到美國的華工被迫離開,剩下的也被隔離在唐人街。宋查理的出現令人又驚又喜。

這就構成了一個微妙的現象:美國人一邊希望使中國「美國化」與「基督教化」,另一方面卻把接觸面縮小到只剩下傳教士、商人與極少數中國人身上。因此,他們只能看到自己想要看的,而當這個「幻象」遭到利用時,美國人毫無能力辨別真實與幻象。


「中國幻象」:蔣介石治下的中國

美國人寄望宋查理回到中國能夠改造他的同胞,使中國人都成為像他一樣服膺美國價值的華人基督徒。但是美國人沒有料到,宋查理會利用美國對中國的幻象來大發其財,並將他自己的子女: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宋子文等人都送到美國接受一流教育。同時也將這些錢用以資助孫文的革命,他告訴美國人,孫文是中國的華盛頓,也是基督徒,他將會改造中國。

然而孫文不僅在革命後政治路上徹底失敗,更拐跑了宋查理的次女宋慶齡,氣死宋查理。孫文本來想追大姊宋靄齡,但宋靄齡看不上孫文,嫁給了畢業自耶魯、容易操控的孔祥熙,孫文只好改追宋慶齡並得手。而儘管孫文待宋家如此,宋氏家族仍然是國民黨的支柱。

孫文死後,宋靄齡拉攏蔣介石,將宋美齡嫁給他,並提供金援,以此結為同盟,條件除了分共與利益輸送外,就是要變成基督徒。蔣介石允諾,接受了財閥的援助,發動清黨。並逐步將自身打造成「希望中國變成美國的基督徒」,宋氏家族自然也不遺餘力來打造「中國渴望、也努力在讓自己美國化與基督徒化,而這個努力從上自下都努力著,由基督徒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領導著」的形象。這個形象深深地使美國人入迷。

然而,如果只有中國媒體如此,顯然不會有甚麼效果。當年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中,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和路思義(Rev. Henry W. Luce)兩位牧師,他們的後代,是日後影響美國人對中國觀感最大的人:小說《大地》的作者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與《時代(Time)》、《財富(Fortune)》等雜誌的創辦者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
賽珍珠以如椽之筆,在租界裡描繪他所想像的「高貴的中國農民」,使美國人進一步認為「中國人與美國人沒什麼不同,只差在沒有美國化與基督教化」。亨利.魯斯則是透過其媒體帝國,不斷地將上述「中國渴望、也努力在讓自己美國化與基督徒化,而這個努力由基督徒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領導,從上自下都在努力著」的中國幻象,烙印進美國所有人的腦海。然而,魯斯和賽珍珠卻都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

另外,日本在美國的形象急遽惡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已使美國感到不滿,而日本已經沒有金子堅太郎那種對美國熟稔、又美國化的人才再去經營形象。相對的,中國不僅有賽珍珠和亨利.魯斯,宋氏家族更投資大量金錢在宣傳上,並透過營造假象,使大量的傳教士相信中國正在朝他們的目標前進,因而自願成為中國在美國宣傳的保證,有些人更親自操作宣傳。這個努力的結果就是「不支持美國參加日本侵略委員會」(簡稱委員會),散播「美國不道德,一直協助日本屠殺高貴的中國農民,應該要禁運石油廢鐵給日本,這樣日本就不敢再發動侵略戰爭,美國就不再手沾鮮血」的論調。

這個委員會後來演化為著名的「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


美國受到幻象的驅策而參戰

委員會當時最大的成就,就是吸收到當時屢任高位、擁有眾多門生的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當初曾經厭惡中國的史汀生,卻在1930年代受到幻象的魅惑,以及日本背離美國戰略利益而傾向中國。他從以前也就認同委員會對日本提出的看法。因此當他加入委員會後,透過他的人際網絡,委員會對政壇、社會的影響力巨幅成長。而小羅斯福華府內部的重要成員,不僅都不了解中國,也都受到委員會製造的巨大幻象所影響,信仰遊說團所提供的幻象,認定日本不敢開戰。而宋子文透過收買、遊說等方式,加上是小羅斯福哈佛校友的親密「關係」,也成功使小羅斯福傾向中國。

儘管小羅斯福透過駐日大使的情報,理解不能驟然跟日本開戰,但是他事實上也受到中國遊說團提供的幻象所影響。他知道遲早會跟日本開戰,可是「歐洲優先」,因此不能讓日本沒有石油,遲遲不肯禁運。羅斯福的策略最終毀在信仰中國幻象的國務次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和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手上,他們運用官僚機制妨礙日本購買石油。這使日本相信美國站在中國那邊,雙方終究不免一戰,日本最終決定撲向東南亞擷取大量的戰爭原料,而美國因為生產原物料均來自於東南亞,決心與日本開戰。然而,事實上這並非小羅斯福的意志,而是操控在信仰中國幻象的官僚之手。


操作幻象者:「中國遊說團」

中國遊說團幕後的操控與投資者,正是以宋靄齡為首的宋氏家族。他們既熟知當時美國人對中國的想法,也握有足以蒙蔽欲探索真相的美國人的權力與資源,而他們在美國更有知名且廣大的盟友。他們透過媒體形塑中國的形象,使美國人相信中國正朝美國化、基督教化的道路前進,蔣介石信仰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只要給中國錢,他們會努力改革,只要給中國武器,他們會捍衛美國的利益,並擊敗日本人。而日本人從來畏懼美國人,只要美國禁運石油與廢鐵,日本人將會屈服。

在美國,他們組織委員會來製造全美幻象,而賽珍珠的小說《大地》改拍成電影,更成為煽動情緒的最佳素材。因此民調中,美國人民重視中國更甚歐陸。他們相信,中國人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難,而日本背後卻是美國在助紂為虐。因此全美的情緒一面倒地站在中國那邊。而美國政府內部,除了國務院少數顧慮開戰的少數人,多數均受到幻象影響、支持中國,包含美國總統。亨利.魯斯也透過他成功的雜誌發布大量新聞,將蔣宋集團許多人美化成「美國化的中國人」,指出中國正在美國化,未來中國將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而其他媒體不假思索,盡數照抄。幻象就這樣散播開來。

而宋家成員中,宋子文擁有哈佛學歷,受到西方人喜愛,跟小羅斯福是校友,在華府透過相信中國幻象的羅斯福親信,在羅斯福暗示與協助下,以民間公司和秘密外交方式,取得大量資源。而宋美齡以典型美國化、卻又帶有東方特質的女性出現在美國國會演說時,更使許多人傾倒,信服中國幻象而支持國民黨中國。

另外,作者指出,戰爭期間訪問中國的特使、將軍、記者、傳教士等人,也都受到蔣宋集團以「演戲」的方式欺矇他們在抗日,並表現優良。但是事實上宋家正透過美國的援助大發其財,戰爭也打得不好,蔣介石更一直希望把美國拖下水,向日本開戰。最後,他們成功了。


幻象遮蔽的真實?

作者認為,蔣宋集團透過遮蔽與製造幻象使得羅斯福誤判情勢,不僅錯過了與中共打交道的機會,使得美國沒有機會利用中共抗日、與中共成為盟友的機會。他認為,毛澤東在江西就已經顯示出要取得天命,取代蔣介石統治中國,然而美國一直機會沒有接觸、也不願意接觸毛澤東。

而美國更不願意聽從國務院派駐在中國的中國通,如謝偉志(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的建言,不斷錯失與中共打交道的良機。中國幻象不僅使小羅斯福將中國捧成世界四強,更使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成員。而小羅斯福對中國的政策,也使下一任總統杜魯門蕭規曹隨,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等到蔣介石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部分華府人士才認清現實。


「誰丟失了中國?」與麥卡錫主義

為什麼美國會覺得自己丟失了中國?

因為中國遊說團一直告訴美國人,戰後蔣介石的新中國將會崛起,成為美國的盟友,中國仍然受到美國的指導與保護,最後將美國化與基督教化。然而,最後卻是住在窯洞的無神論者:中共取得了中國。

這使得美國人無比憤怒,認定必有人協助中國共產黨。因此,在蔣介石失敗潰逃至台灣以後,美國出現了「誰丟失了中國」的辯論。同時,宋家和中國遊說團也發動起來,成功遊說共和黨、軍人和基督教徒繼續支持蔣介石,展現出中國遊說團的力量。而麥卡錫指控謝偉志等人當年預測中共將取得政權的說法是協助中共取得中國的鐵證,引起了一連串的風暴,使得國務院再無中國通。

這個「誰丟失了中國」的政治辯論,及其引起的政治動盪,給美國政治人物留下了深刻的陰影,更使得美國對亞洲的理解更是依靠各種「幻象」來認識,也不願意再「丟失」任何一個國家,這導致了一連串的災難。直到1970年代,尼克森採取大幅度轉變的中國政策後,國務院的中國通們才重獲平反。


反思

透過本書的敘述,我看到美國整體對中國幻象的緣起緣滅,以及作者因家族本身的慘痛經驗,在本書中處處可見的反戰與和平理念。

過去在閱讀戰後美、中、臺外交關係歷史的過程中,常常看到「中國遊說團」的身影,令我一直很好奇這個團體,這本書滿足了我對這個團體歷史根源的了解,才知道為何之後共和黨與中華民國有那麼深的淵源。我想理解這個對戰後臺灣史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個中國遊說團的成員們在戰後一直是中華民國的有力支持者,給予中華民國相當多的支援,也是在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仍然是卡特、雷根等總統不可小覷的力量。

同時,這本書有著許多過去歷史書籍沒有提到的特點,例如陳納德的出身背景事實上並非過去課本所告知,而是差點被退役的差勁軍官,韓戰時重要的國務卿艾奇遜的許多面向等等有趣的歷史知識;美國哈佛等名校校友關係、持續經營與當地媒體的關係用以營造形象等行為的重要性,對於促使一個國家來支持自己國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看到本書的一些缺點(也可以說是特點)。

首先,或許宥於主題之故,作者太過強調「中國幻象」的力量,但是對受到幻象影響者如艾奇遜等人對整體戰略觀念的考量等各種面相卻著墨過少,容易給予「盲目」的感覺,但這或許就是作者希望人們注意的部分。

其次,作者因為對於這個幻象的主觀厭惡,對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和抗日戰爭多所詆毀,絲毫無正面價值。這也是西方學界過去忽略蔣介石抗戰的弊病。然而,蔣介石抗戰的正面價值事實上已有平反,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的《被遺忘的盟友》一書,已經重新洗刷中國過去的功績,有意者或許可對照閱讀,平反參考。

第三,作者破除蔣介石時代的「中國幻象」,但是卻對中共多所讚賞,卻沒有注意到中共政權內部的問題,因此導致行文過度偏袒中共的現象。作者自己是不是從一個幻象跳到另一個幻象,中了中共營造的「中國幻象」呢?足堪玩味。

作者主張交流、而非阻絕彼此,乃是理解彼此的最好方式。這不僅是適合用於中國,也適合任何國家,只是當今美國總統川普的行為,似乎與此背道而馳,行為舉止彷彿過去《排華法案》的擴大版,是一件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因此,本書所提供的視角,或許可以給與另一種省思。

最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美國可能一直都會對中國存有各種「幻象」,因此對中國的行徑一直較為寬容,甚至願意一直退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既然有這層幻象存在,台灣該如何是好?我想,或許只有加強軟硬各方面的實力,讓他們看見我們不容小覷的「真實」力量,才能有機會與「中國幻象」一較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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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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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鈞座之病,則在自私。在大陸則只顧個人之政權,在臺灣則於苟安之後,又只圖傳權於子,愛權勝於愛國,愛子勝於愛民。因此歲走上一人控黨,一黨控政,以政治部控制軍隊,以特務控制人民之重大途徑」 — — 吳國楨

這是吳國楨被迫流亡美國後,致信蔣介石,懇請蔣速行民主改革時,同時剖心對蔣介石懇切表白時,所吐露他對蔣個人的看法。作者殷惠敏,認為蔣家統治特色是「世襲專制」,這段話十分清楚地證實了這個事實。

吳國楨是蔣介石重視、重用的行政幹才,高學歷、清廉、受到國際(特別是美國)一致的肯定,私底下蔣氏夫婦對吳國楨更是疼愛有加,而吳對蔣也忠心不二,形同近臣。

這樣一名忠臣,為什麼最後會「反叛」蔣介石,逃亡美國,揭露國府一連串統治真相,形成危機?而吳國楨在美國的一連串行動,又為何失敗呢?在美國替蔣家「滅火」的「中國遊說團」又是什麼?

同時,吳國楨事件也暴露了向有崇高聲望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不堪的一面。素倡民主、自由、法治的胡適,為何替蔣家討伐有同樣想法,認為胡能懂他想法的吳國楨?這背後又有甚麼玄機呢?長期為蔣服務的吳國楨,為何來台後轉為支持民主?背後有什麼特點?


反對「世襲專制」

從二戰結束到國府逃亡至台,這段是本書「世襲專制」開展的時間,蔣介石流亡至台後,開始精心籌畫傳子的「隱形議程」。[1]

在國共內戰尾聲,美國選擇放棄蔣介石,卻表示希望由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也指示軍隊應由美方屬意的孫立人主管),並推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才願給予中華民國政府美援。這使吳國楨無形中功高震主,引起蔣的不悅與嫉妒,更懷有隨時被取代的恐懼。

蔣介石因兵敗如山倒而逃亡至台灣,即銳意改造本來敵對派系眾多的國民黨,成為一個高度集權、控制一切、以蔣家為首的列寧式政黨,構造蔣家天下的「黨國體制」,並培養蔣經國作接班人,掌管特務系統。這不僅要進行激烈的政治鬥爭,也需要美援作為強化政權控制力量的資源來鞏固政權。

但是吳國楨認為潰敗至此,只有徹底改造為實行民主政治、而非一黨專政的國度,改善、促進臺灣人參與國政,才能得到美援,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橋頭堡。他認為由國民黨自我分化為兩個競爭黨派,共尊蔣介石為領袖,實行兩黨競爭,是最恰當的實行方式。吳更反對蔣經國接替蔣介石,吳國楨從過往共事的經驗,理解到蔣經國喜愛的乃是蘇聯的極權制度與恐怖統治,蔣經國更反對、鄙視民主與法治,認為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這和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人民權利的國家完全不同。

至此,雙方對於「國家」、「救國謀略方式」等議題思考上走上南轅北轍的道路,開始出現根本性的衝突。因此,當吳國楨與蔣氏父子不斷發生衝突後,蔣經國甚至想製造吳國楨「被車禍」。為保人身安全,吳國楨不得不逃往美國。


流亡與對抗

「政府將歡迎有助於中國之批評言論,惟中國人利用在外國居留之安全批評政府,實與共黨無異」 — — 蔣介石

吳氏夫婦在上海市長任內,與重量級傳媒人物、《芝加哥論壇報》報系創辦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夫婦結為莫逆。吳國楨將前往美國求學的三個兒女委以麥考米克夫婦照料。這成為吳國楨流亡美國,運用自由世界傳媒對抗專制政權的一大助力。

蔣家懷柔吳國楨不成後,開始抹黑吳國楨的名譽。作為珍視名譽的文人,吳國楨請求修改不成,這才引起雙方公然對抗,引起國府政壇的騷動。

此時,吳國楨認為與其跟糾結於澄清抹黑,不如作出有效的反擊:揭露國府的重大弊病,才能在「以一人敵一國」情況下,發揮以寡擊眾的效果。

國民黨唯恐吳國楨一事將會導致美國中斷美援,而美國確實有親蔣的議員與媒體界因此動搖。因此,國民黨也以抹「紅」、動員各界「聲討逆賊」等各種方式進行攻擊,更在臺北、駐美大使館成立專案小組應對此事。最後由親蔣的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和外交部長葉公超,打出「民主改革有在推進」的太極拳來化解吳國楨指出蔣家「一黨專政」的爭議。另外顧維鈞領導駐美大使館的專案小組。也以「共黨威脅」為改革較緩之理由來引人同情。

而蔣宋家族在美國多年經營的盟友「中國遊說團」,此時也從驚愕轉向「傷害控制」,以圖將吳國楨事件引發的傷害降到最低,並予以反擊。


中國遊說團

「中國遊說團」是美國國內從國共內戰的四十年代到國府遷台的六十年代期間,一直支持國民黨政權的非正式遊說團體,成員包括國會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和企業人士。中國遊說團財雄勢大,跨越政、軍、企,乃至宗教界,主要涉及為國府爭取美援和軍售問題。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等法,要脅通過援華(臺)撥款,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2]

吳國楨事件爆發後,他們首先感到錯愕與驚嚇,再來是擔憂影響美國援助蔣介石,而且因為吳國楨曾與他們有過良好交情,又曾是美方重視的未來自由中國的領導人,因此採取了謹慎的行動。例如當時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son)、魏德邁將軍(Alfred C. Wademeyer)曾對此表達驚嚇、不滿與關切。而在林孝庭《意外的國度》一書中協助蔣介石重建在台軍事力量的要角庫克(Charles M. Cooke),則受託前往安撫吳國楨,並向國府外交部表達應盡快釋放作為人質的吳國楨次子,以免做出無法挽回的事。

另一方面,蔣氏父子從美國前駐法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處得知國務院對此事並不關心。蒲更給予「不理會為上」的建議。這引發了,國民黨內部糾結於是要聽庫克建議,釋放吳國楨次子,還是不予理會吳國楨的通牒,繼續留作人質的討論。
吳國楨苦候無音訊,因此在銷量極大的《展望》(LOOK)雙週刊刊登〈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一文,以前所未有的炮火,將蔣家王朝的一切暴露於美國民眾之間。此文一出,蔣家派雙方舊識劉文島前往安撫吳國楨,希望結束鬥爭,隨後並將其子送往美國,希望化解爭端。

但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卻又引起他人對吳國楨的口誅筆伐,而敵人竟然是吳國楨認為能理解他的主張,至今保有崇高名聲的「自由主義者」胡適。


知識分子的背叛

「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汙衊其國家與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的錯誤和失職行為,那些政客自己也不能逃避道義上的公正審判。」 — — 胡適

這篇文章是吳國楨最後的立場聲明,他以懇切的語調,以一個曾主持過臺政的人的經歷,說明美國軍隊在韓戰戰場上誓死拚搏時,美國人的錢卻用來建造一個共產黨式的警察國家,充斥著特務、濫捕濫審濫殺,人民毫無自由,一觸犯統治者就會有牢獄之災。他表示自己過往對蔣介石忠誠,寄望蔣介石推動民主改革,不斷上諫,但後來他明瞭蔣介石只想傳子的心意,也知道自己只是取得美援的工具,當韓戰開始後,就沒有太多利用價值了。他身為圈內人,但台灣演變成這樣感到羞辱,因此他決定與蔣介石決裂。但他不希望毀滅蔣介石政府,只希望美國聽了他的說明以後,去施壓蔣介石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這篇文章引起了許多美國人的共鳴。

但胡適卻發出一封信嚴厲批判吳國楨。說他毫無責任與道德感,文章充滿欺騙美國人的謊言,存心汙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胡適更以警備總部提供的檔案,痛斥吳國楨當保安司令,說自己對此不能置一詞,卻在他清華同學與朋友,台糖總經理沈鎮南冤案上蓋章,根本是胡說八道。他指斥吳最好要有道德良知,不要睜眼說瞎話。但胡適在沈鎮南案時根本沒有為自己的朋友做過任何努力與辯駁,但此時與殺害沈鎮南的兇手聯手對付揭露真相的人。

胡適又在小眾雜誌《新領袖》(The New Leader)上發表〈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肯定蔣介石治下的臺灣,有著中國任何地方都未有過的最好的政府、最多的自由,《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就是例證,在那裏唯有共產主義不能宣傳。軍法審判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例外案件。重要的是,蔣介石更沒有意願傳位給他那「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且堅決反共」的兒子蔣經國。指出吳國楨根本是藉由汙衊國家、政府來為自己博取名利,非常不道德。

吳國楨回信胡適,希望胡適利用他現在看到的檔案等等進一步追索真相,理解他說的都是真的。但是他不知道,胡適是使用駐美大使館專案小組提供的「材料」攻擊。

胡適當然了解吳國楨講的是真的,因為吳國楨在台灣時,早已跟他談過相關問題,胡適均表認可。而1953年,胡適親外甥汪漢航遭到誣陷的金融犯罪案中,胡適盡力尋找蔣經國等人協助開脫,更表達出胡適深諳蔣家的統治方式。[3]再次證明吳國楨所言為真。
然而,因為汪漢航事件最終得以圓滿落幕,加上1952年離開普林斯頓東方圖書館的工作後,胡適有著「總統府資政」和「國大代表」的薪資和各種福利,1951–1954年,每年還從俞國華處取得蔣氏父子五千到兩萬美金等數額的餽贈。胡適此時勢必「表忠」,說謊也要攻擊吳國楨。

《新領袖》看的人雖少,但是經由中國遊說團重量級角色亨利.魯斯的《時代》雜誌選摘傳遞而廣為人知,逐步抵銷了吳國楨文章的作用。中國遊說團認為,此時支持蔣介石比支持吳國楨、自由、民主、法治等都更重要。而美國國務院此時與蔣介石成為牢不可破的反共同盟,蔣介石是反共戰略中重要的棋子,儘管知道臺灣的情況,但不打算對蔣施壓。

因此,當吳國楨連反擊都無力(文章不被刊登)後,這場事件逐步淡出美國政壇和臺北的視線。而吳國楨定居美國後,最後引發事件的,乃是1984年劉宜良(江南)的訪問,劉宜良希望在《蔣經國傳》之後寫一本《吳國楨傳》,觸發國府殺機。劉宜良最後被暗殺身死,即有名的江南案。本案最終也迫使蔣經國公開表示蔣家後代將退出政壇(雖然又回來了),不會傳子蔣孝勇,這才終結了中華民國的「世襲專制」。

一點思考

長期為蔣服務的吳國楨,為何來台後轉為支持民主?這背後的思考是什麼?

胡適與吳國楨,他們都是當時受時代浪潮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雖然認可民主政治的價值,卻因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更認為民主政治首先是救亡圖存的工具,這與清末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們認為民主首先是最有價值的救國工具,之後才是具有其他寶貴價值的政治制度。

吳國楨認為推行民主才是鞏固臺灣這座遠東反共民主橋頭堡的出路,這是最主要的目標(吳國楨選用臺灣人出任官職,也是處於一種「鞏固」臺灣秩序的想法)。而這對胡適而言,也是一樣的,他們「先是民族主義者,再來才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這也就是為什麼,吳國楨會轉向的原因。

但是工具也會反過來影響使用者。吳國楨認為民主才能救國,卻導致他與蔣氏父子成為仇人,他們自然認為唯有自家「世襲專制」才能拯救國家。蔣對其雖有私恩,但於公雙方卻無法相容,所以最終產生無可挽回的衝突。
對比之下,胡適自然相形失色。胡適重情,因此對蔣氏父子的私恩知恩圖報,拋下了所有過去自己的堅持,站在迫害自己朋友、與自己過往信仰相反的人身旁,一道對吳國楨口誅筆伐。這與現今大家認為胡適崇高的自由主義者、支持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形象,大相逕庭。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遊說團」。這個當年在美國一度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遊說團體,對中華民國與臺灣的影響好壞參半。他們對蔣宋集團的協助,來自於過往的歷史、金錢利益與反共、基督教化中國的信念。他們也與麥卡錫主義有著深刻的關聯性。早年他們全力協助中華民國取得美援以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在美國政壇捍衛中華民國在國際的地位與國際機構席次。到了六零年代,遊說團雖逐漸凋零,仍影響美國保守派,促使美國對中華民國保持承諾。這個團體到七零年代才消逝,僅存一些堅持過往看法的人士,美國政壇對於這些人仍有所顧忌,他們敦促即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美國,對中華民國仍應保持承諾。
而「中國遊說團」不分蔣家、國家、人民的福祉,將鞏固蔣家世襲專制統治作為第一要務,對保障中華民國在臺灣出了一份力,是蔣家不可多得的盟友,但對島上的人民而言,就多了難以言喻的苦澀。


結語

當我們看到本書中的胡適與吳國楨,不禁促使我們思考,當我們面對有私恩於己的專制統治者,當他於公作出錯誤的行徑時,我們是該「報恩」成為幫凶,還是堅持操守,不因私恩、利益或強權而低頭服從?面對這些人所做的事,我們該怎麼下判斷?
另外,胡適與吳國楨等中國知識分子,過往將民主視作拯救、鞏固國家政權的工具,這是他們挺身對於時代問題做出思考後,得出的答案。那麼,我們該怎麼去思考,當現今民主衰退、專制再起的時候,民主化對於我們的意義?而吳國楨事件又怎麼讓我們去思考過去的時代?

當「世襲專制」在臺灣轉型為「民主政治」三十年後的現今,我們身旁的紅色極權政府,仍然隨時準備要吞噬我們,就像1950年代《時代》雜誌為吳國楨所做的封面一樣,綠色的臺灣,旁邊有一條紅色巨龍。


[1] 本段歷史背景可參考筆者文章〈「美中體制」秩序與無聲的人民:讀《重構二二八》與《意外的國度》〉。
[2] 本書頁14。筆者文章〈被遮蔽的真實:對中國的幻想如何左右了美國外交決策?〉介紹了中國遊說團的誕生,其中要指出的是,大家都忽略宗教界的影響力更大,許多要角也都是從宗教界出身,例如反共的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R. Judd)是傳教士,擁有時代(Times)、財富(Fortune)等雜誌的傳媒大亨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諾貝爾獎得主、《大地》作者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等人均出身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家庭,至今在東海大學有紀念亨利.魯斯之父路思義牧師的路思義教堂。
[3] 任育德,〈胡適與汪自新家族親緣考察〉,國史館館刊第43期(2015,臺北),頁9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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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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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在日本右翼,以及是贊同他們看法的人眼中,都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沒有什麼公理與正義可言,更有人進一步認為這是剝奪了日本的民族靈魂、扭曲了日本歷史。而隨著戰敗與佔領,同時來到的還有改革過後、高舉和平旗幟的現今日本國憲法(特別是核心中的憲法第九條),也如同戰後歷史教科書一樣,被認為是美國「強加」給日本人的「髒東西」,企望「修憲」來「撥亂反正」。

然而,真的是如他們所說的這樣嗎?日本「和平憲法」真的是戰後橫空出世、美國任意「強加」的產物嗎?這個問題,在我讀完這本《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後,我會回答「不,這個想法錯了。」

為什麼呢?讓我們一起進入這本書,來理解這部憲法及其爭議的起源,我想,或許你就會理解,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和平憲法的制定

就像上面所說的,有人認為戰後憲法是「強加」,而日本「屈辱地被迫接受」。然而,是這樣嗎?

日本當今的憲法,雖然來自於戰敗後日本遭到盟軍佔領,受到GHQ的推動下而誕生。但是在誕生的過程中,盟軍受到了許多國際法上的規定,並不能直接插手憲法的寫作,只能透過給予原則上的建議,以及逐條討論來協助「修改」。說是修改,乃是因為他們並不想直接強制給予日本一部憲法,因此乃是透過修改戰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方式進行。而且,最終這必須交由由國民選舉出來的民選議會投票決定,以使之具有民意正當性。

而在這過程中,盟軍雖然給予進行原則指導與逐條建議,但是建立一部和平憲法,卻是由當時的幣原喜重郎首相率先向麥克阿瑟提出,當下使麥克阿瑟吃了一驚。同時,在戰犯中、在交涉的日本事務官員中,也有許多都表現出相當的立場。這部具有「放棄戰爭、撤廢軍備;國際主義;國民主權;和平的生存權;非戰」五大特色,「和平主義」、「國際主義」與「個人權利」三大原則為一體的戰後和平憲法,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制定出來的。

這或許使人驚訝,因為與我們印象中,高喊奮戰到底、一億總玉碎的戰前日本形象,也與美國強迫日本低頭接受這部使日本成為「不正常國家」的和平憲法的看法,有著過大的落差。但是,這確實是當時的景象。這又是為什麼呢?


「非戰、和平思想」的思想史

對於這些人們的行為,作者山室信一把原因放回歷史,指出日本從明治維新前後,由於與歐美國家廣泛接觸,透過吸收、參與歐美所萌生的非戰、和平思想以及相關的運動,而產生了屬於日本本土的非戰和平思想,而憲法九條,正是經歷長久的努力後,非戰、和平思想「制度化」的結果。

近代戰爭連綿、兵連禍結的歐洲,萌生了現今的主權國家、國際社會以及國際法,隨後一直到二十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自這段漫長的歷史裡,針對不斷出現戰爭的狀況,國際法一直企圖做出規範,也有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人士、政治人物與眾多人民從事推廣和平運動,各種國際組織的成立,政府之間簽署條約,人民之間更相互交流、建立組織來製造輿論,影響各國政府,致力於促使和平、泯除戰爭。

正因為理解到「戰爭只會引發更多的戰爭」,人們致力於促進制裁戰爭、削減軍備、規範戰爭傷害、戰爭違法化、和平的國際機構化、非以戰爭為名的「武力」運作規範、「非戰的制度化」、成立制裁機構、建立集體安全制度乃至「永久和平」理念的誕生,以及相關的產物「海牙和平會議」、「國際聯盟」、「非戰公約」、「聯合國」等條約與機構的出現。

不過,明治以降的日本,在世界歷史潮流的影響之下,和平運動自然不是當時歷史中的主流。「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爭奪殖民地、軍備競賽等行為,無政府狀態、以實力為唯一憑藉的國際社會,才是當時的常態。

由於日本帝國政府出自被種族歧視的不滿,有恐懼被列強封鎖、消滅的焦慮,更有擴展帝國疆土的巨大野心,自然選擇了「富國強兵」。

因此,在戰前制定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泯除了和平運動裡面強調人民的國民主權理念,改以天皇作為主權者,去除了本應是主權者的國民去從事其他行動(包含和平運動)的能力,國民只能俯首聽命。日本政府也致力於塑造以相關想法為基礎的輿論,配合日本政府不斷的對外戰勝,導致國際地位的提升,逐步取得各種特權與殖民地時,這種輿論已經成為眾多日本人所相信、認可的主流說法。

但從一戰後至二戰前這段期間,國際社會的和平運動蔚為風潮,影響不少人。戰後盟軍佔領當局GHQ民政局的成員、參與日本和平憲法修纂討論的凱德斯(Charles L. Kades)就表示他們年輕時均受非戰公約甚大的影響。同樣參與相關作業的荷西(Alfred R. Hussey)與麥克阿瑟,一樣參考了非戰公約,才給予了戰後憲法的原則規範。

同樣地,明治以來的日本,有不少人接受了西方的非戰與和平思想,轉化為屬於日本本土的思想與運動。立足於儒學、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或者是根據親經戰爭、國際交流、社會運動等實際經驗,加上國際的情勢與日本本地交互影響下,在如此複雜背景下誕生的和平理念,推動著從幕末到進入二戰時期信仰和平的人們。

從幕末到戰後,橫井小楠、中村正直、小野梓、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內村鑑三、北村透谷、田中正造、丸山幹治、安部磯雄、幸德秋水、小牧近江、小林多喜二、賀川豐彥、岡德雷.恒子、野見山不二子、水野廣德、鹽津誠作等許許多多的人們,試圖對政府、議會進建言,成立社團、政黨,發行報章雜誌與小說,與國際組織與運動者進行交流,從事推廣和平運動的社會事業,企圖透過輿論影響社會和政府,以避免戰爭、維護和平。

儘管從一開始就受到政府的壓制、囚禁乃至迫害,甚至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被迫徹底噤聲,但是這些人的思想與實際行動,事實上仍然影響著人們。例如戰後修憲時,植木枝盛在自由民權時代擬定的民間憲法草案,成為了戰後憲法所參考的版本。

而日本的政府官員,在親身觀察一戰後的歐洲與國際社會的和平運動,也都對此有所觸動。最明顯的例子,即便是如二戰期間曾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也曾留下了承認和平是人們所望的日記紀錄。許多日本官員或許也曾經聽聞、了解過非戰與和平思想,以及相關的社會運動。

回顧這一段歷史,這股世界性的非戰和平思想與運動,早已在日本紮了根。這個事實不僅突顯了日本戰前思想與歷史之間的複雜且多元,而非只有日本右翼所言的那種「戰前日本」,更指出從幕末至戰後,有著一條綿延不斷的和平思想水脈,成為戰後日本修憲時,與之呼應的思想與歷史資源。

也因此,不僅是由幣原首相提出的建議,在修憲時,日本負責修憲的人們在前言、在第九條以及其他條文上,都添增了遠遠超過「麥克阿瑟原則」所提出規範原則的條文,例如第六十六條第二款上加入了由文人而非軍人擔任國家大臣的條款、第二十五條保障生存權的條款,均是由日本自行添加或延伸發揮的。

這些都表現出戰前和平思想的影響,給予了日本在戰後修憲時所能發揮的高度思想自主性,更表現出,這個憲法不是強加的憲法,而是日本人自己所創造的和平憲法,是戰前日本非戰的和平思想與國際和平運動思想的制度化結果,是盼望世界和平理念的具體化努力。

只是,我認為,在戰前這樣的思想不可能加以制度化。因為明治維新時,制定日本憲法者本身就拒絕擁抱這樣的想法,也拒絕將國民作為主權者,制度上本身就排除了這些可能性,而埋下了日後走向戰爭的制度性根源。這不意味著他們本身被時代所徹底限制,因為當時早已經有相關類似的思想資源在歐洲出現,但是他們拒絕採納這種作法(任官職者提出的,只有橫井小楠),而岩倉具視特別敵視人民作為主權者以及相關的一切想法。這些人主持制定憲法時,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所以,非戰、和平思想能夠制度化的可能性,唯有作為徹底對立面的舊日本帝國制度遭到碰壁後,才能夠制度化。但戰敗只是和平憲法制度化的一個契機,若沒有潛在的非戰、和平思想,要出現高度自主性、具有日本本身反省與本地特色的和平憲法,或許不太可能(但不代表未來沒有機會),反而右翼所言之「強加」,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出現。

但是,和平憲法高舉的理想,照出了現實的問題與困境,但這些問題與困境,同樣也會困擾回和平憲法。


和平憲法的內在矛盾

「相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恆久和平之道上取得精神領袖位置」,這是麥克阿瑟在說服日本人進行修改憲法的期許,戰後的日本通過這部憲法時,前言中也是這樣自我期許。然而,這個理想遭到了現實與內在的矛盾衝擊。

憲法第九條分為兩項: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以國民的意志放棄了發動所有類型戰爭和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禁止了不以宣戰但實質上是戰爭的行為,或者以武力展現去脅迫他人屈服的行為。為了確保這些行為得以實行,因此放棄了擁有軍隊和可以提供軍事使用的各種建設與設備。

然而,內在的矛盾在於日本是否有「自衛權」,如果擁有自衛權,那麼就代表可以進行自衛戰爭,但是能進行自衛戰爭,就代表具有「交戰權」,但是第九條的第二項已經徹底否決日本具有交戰權,這是具有爭論的地方。

這裡遭到矛盾所衝擊的原因,乃是因為制定日本憲法時,將和平寄託於聯合國。然而聯合國作為維護國際社會和平的集體安全機制,在韓戰遭到了最大的挑戰,因此美國不得不與日本簽訂安保條約,日本在此情況下將保安隊改造成了具有違憲爭議的自衛隊(以及相關法律《自衛隊法》)。

因此,日本雖然沒有放棄以聯合國作為捍衛國際和平的機制,也儘管吉田茂首相在國會質詢中,明白表示此憲法放棄「自衛權」,但是「自衛權」是否違憲的問題也因此出現。此後希望自衛權武力行使合憲化的修憲爭議一直是戰後日本政治的重要論爭,迄今未絕、未決。


結語與反思

我認為和平憲法是日本的選擇,也是戰前思想給予的一條歷史路徑與思想資源,是日本選擇了這條道路,並加以制度化。這並不是美國主導強加的,不是戰勝者強加給戰敗者的枷鎖如果這樣去認識這段歷史,這是不去理解戰前日本思想的複雜與多元,或接受了日本右翼的說辭。

然而,日本戰前的思想與歷史,並不是只像日本右翼過度單一化的薄弱想像,而是多元且複雜的。日本選擇這部憲法,並沒有喪失自己的民族精神與靈魂,而只是在國家發展上,選擇了與過去明治以降「富國強兵」目標不同的另一條道路而已。八旗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出版右翼的書,也正呈現了戰前歷史與思想的多元與複雜。

過度單一美化或醜化歷史,或者隨意接受他人的歷史解釋,容易走向誤解、敵視、受人操弄的歧途,也是放棄思考,放棄了理解過去與現今複雜連結的關係,放棄了理解現今的和平如何得之不易。

而日本的修憲爭議,不僅反映出「和平」理念制度化以後,這個制度仍然與世界的和平一樣,有多麼脆弱。也同時反映出,這個憲法所蘊含的和平理念超前當今時代甚遠,所以那些把現存現象當作現實,並且必須迎合這個現實的「順從現今體制的現實主義者」們,才總是希望修改憲法;而洞悉人類本性與社會結構,以此為基礎去改變現存現象的另一種「現實主義者」,則不會去改變這個憲法,而是立基於憲法所給予的和平,而努力使世界走向這部憲法所賦予的和平理想的人。

我想,讀完這本書以後,或許有些人會對這部憲法有著全新的看法,又有些人仍會覺得陳義過高,需要應對現實去做修改(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在日本取得多數議席的黨派,都是主張修改憲法的黨派)。但是,如果我們仍然渴望著世界和平,這部憲法的理念與背後的歷史,我想能給我們許多啟發。而想要修憲、制憲的人們,這部憲法也能夠給予許多高瞻遠矚的參考。最後,我們還可以從中反思,以及反省對於戰前的日本歷史的認識,不再落入過度單一化、過度美化或醜化的簡單理解,而能從了解歷史的複雜中,去尋找出對現實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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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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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中國的民族主義帶有著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這種思想認為,其他少數民族應該被高等的漢族文化同化,也就是所謂的「大漢族主義」。這體現在不管是中國政府對新疆、西藏、蒙古以及各地的少數民族的作法,還是看到過往台灣對原住民文化的態度上,都十分清楚。

這種主張「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認為,唯有都是同一個文化、血緣、種族的民族,才會是同一個國家的國民。

然而,這種民族主義是怎麼來的?內涵又是什麼?為什麼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地方,卻會走向這麼狹隘的民族主義,將之成為打造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這導致了什麼後果?作者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中,提出了一個解釋。


向日本學習
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是學習日本而非西方?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中,日本又扮演了哪些角色?

這是因為,從甲午到日俄戰爭,日本一次又一次證明了自身已成為強大的現代國家。作為一個非歐美國家現代化成功的典範,日本的成功對非歐美地區的人們來說,具有極大的意義與影響。

相比之下,昔日東亞的中心中國,卻陷入衰敗的境地。因此,清朝政府將日本作為學習的對象。劉坤一、張之洞等高官積極地派遣、鼓勵大量的留學生前往日本,給予他們大量的協助與呵護,以日本為典範,學習近代國家應該要有的知識,回來建設中國成為近代國家。他們雖然知道這些人可能轉向革命,但也只是透過管束,希望學生專心學業,而沒有大幅度打壓,「永停遊學」。


「單一民族」國家
而在當時以日本為學習典範,中國人必然學到盛行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

日本在翻譯nation一詞時,曾陷入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以及政治鬥爭影響詞彙對應內涵,在「英法美」V.S.「德國」二個不同的涵義上舉棋不定的困境。

時人對英美法這種nation,採「國民」的意譯,英美法被稱為「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因為英美法三國,由於是在建設近代主權國家過程中,同時創造了認同政治共同體「國家」、具有同樣價值觀的國民。而國家與國民互有權利義務,所以透過參與,使「國民」認同「國家」,形塑一體感,所以「國民」不用是同一民族出身,因為「國民」乃是沿著政治共同體而誕生,最終才走向共同文化的文化共同體。例如,美國境內有諸多民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成為美國人,認同美國這個國家,同時,也不用要求先必須是某個民族(例如盎格魯薩克遜人),才能是美國人、美國國民。

然而德國一開始並沒有國家,只有文化上(而沒有明確主權疆界)的共同體「民族(nation)」。而德國的出現,最後是由文化共同體的日耳曼「民族」(手段)創造出單一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共同體「國家」(目的)。也就是說,先有共同文化、血緣與共同種族的日耳曼民族,才有了日耳曼民族的德國,才有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國民,德國國民也必然會是日耳曼人。故稱德國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英美法最終走向「具有共同國民性的民族」,而德國走向「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民」。正因為雙方的歷史造成nation的意義可以有兩種意義,因此才造成日本翻譯nation意涵的困境。而德國透過一個擁有共同語言、宗教、文化和歷史起源的民族,進而建立起近代國家、明確其領土疆界的模式,對於面臨西方列強進逼危機、需要動員人民的日本而言,更具吸引力。

而日本國粹主義學者對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解釋,成為主流思想。國粹主義學者強調日本獨特的「國粹(民族性,nationality)」,指出日本國民具有別於他國的共同歷史文化傳統,而日本國正是以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由有共同的民族性所建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正因為政治共同體的組成:日本國「民」,是由有著同樣血緣、文化、歷史、獨特民族性的「大和民族」之「族」結合而成的。由大和民族這個優秀的「單一民族」組成了日本這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需要由最優秀的民族一起來保衛。這個觀念就是國粹主義學者的看法,因此,他們也被視作「大日本主義者」。

國粹主義學者將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兩種不同的意涵合併,創造出「同一文化的民族作為構成政治共同體之基礎」,「一個同樣血緣、種族、文化等構成的民族組成的國家,才是一個最優秀的國家」這樣的概念,灌注於「民族」一詞中,形成了「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模型。

換言之,先組成同樣歷史文化、種族、血緣的文化共同體大和民族,這個民族再建造出政治共同體日本國。因此,日本國民必然且一定都是大和民族,因為其他民族跟大和民族不是同種族,也沒有一樣的歷史文化、國民性、種族與血緣,其他民族會破壞國家整體的認同感、獨特感與團結,因此,唯有大和民族這樣族國一體,才是最好的民族國家形式。

中國人赴日留學的當時,正是國粹主義開始盛行之時,其中許多人更與國粹主義學者有直接的接觸。因此,當和製漢語「民族」引介入中國,就是接受了這個已遭日本國粹學者合成的概念,認為在建立現代國家時,人們若要做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國民」,就必須同時是同一個文化共同體「民族」的一份子。要先建立起同一個民族,才能建造一個現代國家。

這為當時留日的中國思想家與留學生所吸收,化為救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革命反滿、主張建立只有漢族的單一民族建國主張,以及日後的「中華民族」思想亦以此為基礎,帶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這不僅造成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緊張,而當漢族以此發動推翻清朝的革命時,本書中提及本已在「國」與「教」搖擺的回民,也令他們陷入了兩難的痛苦抉擇。

更大的問題是,這個主張讓過去在「多元型天下」中為清朝「藩部」的蒙古等地,有了脫離漢族中國的主張,並表示「原本只與滿廷相通,隸屬於其,對於漢人組織之政府並無繼續此種關係之義務」,尋求獨立建國。也給了覬覦中國邊疆領土,將這些地區列入該國戰略考量的俄國、日本、英國等國,一個「協助」獨立,將手伸進這些地方的理由。


「滿蒙」、「回教工作」與新疆
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戰略思考上,緊盯著俄國的動向。因為俄國在朝鮮半島、滿洲、內蒙東部乃至到中國的舉動,極易造成雙方地緣政治的利益衝突。加上日本最終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大陸國家」,因此,雙方衝突勢不可免。

日本雖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並取得在滿洲的利益,但因俄國已經滲透外蒙古,日本為了鞏固現有優勢,必須進一步確保在內蒙東部的權益與影響力。日本的想法即使到了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十月革命沙俄改為蘇聯後,仍然未變。

此一情勢又與中國的政治劇烈變動有關。在清末,日本兩面介入:黑龍會內田良平等浪人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派,取得革命派在成功後,將滿洲讓與日本的允諾;而川島浪速與肅親王善耆成為至交,深得清朝政府信賴,更增日本政府對清朝的影響力。上述兩者均敵視袁世凱,因為袁世凱逼退清室,令日本影響力大幅減少,而袁成為總統,又同時挫敗日本取得滿洲的意圖。

但是川島浪速利用與肅親王善耆的深交,共謀推動「滿蒙獨立」。這個目標,也與內蒙古王公想法一致。內蒙王公早有擺脫中國、民族獨立的意圖,然而受限於局勢,不若外蒙有俄國的協助,所以只能暫時選擇屈服。因此,內蒙諸王公雖已歸附中華民國,但是其明顯意圖,成為日本爭取的對象。

川島浪速等日本浪人遊說日本政商各界,並在內蒙積極從事相關活動,支援馬匪巴布札布組織軍隊。然而,日本浪人的活動必須以日本政府的目標為依歸,如果有所衝突,日本浪人的行動必須停止。因此,巴布札布成為犧牲品,內蒙古東部最後也只是成為滿洲國的興安省,獨立夢碎。

隨著侵略中國的腳步加快,日本密切注意蘇聯在中國西北、新疆與蒙古的行動。為此,日本認定信仰伊斯蘭的回族,是無神論的共產黨的天生反對者,遂採取各種行動,形塑自身是伊斯蘭教同盟者、反對英美壓迫的解放者形象,意圖拉攏穆斯林成為同盟,以圖日後深入新疆牽制蘇聯,也企圖在中日戰爭中策反中國穆斯林倒戈,之後更希望藉此拉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為反對歐美的「大東亞戰爭」壯大聲勢。

然而,由於根本不在乎穆斯林的利益,而只是為了日本的利益,因此回教工作事實上是失敗的。正如大政翼贊會給東條英機的報告〈關於回教徒對策的調查報告書〉所言:「在我國,歷來只有以回教工作為目的、以各種國際社交團體和宣傳機關進行活動,對外宣傳中缺少一種能夠從內心深處打動、振奮海外回教徒大眾情感的東西。僅僅限於一部分為政者之間搞好關係,反而會讓更多的回教徒誤以為〔日本的回教團體 — 作者注〕是偽裝的信仰團體,到了後來知道不過如此以後時則大失所望,這種前例已經不少。」

另外,1930年代日本對蘇聯在新疆活動的探查,以及蘇聯在新疆的活躍,也使中國人開始注意新疆。然而,他們都以「漢族」中國的「中心」利益,去看待該怎麼去對「邊陲」新疆採取措施。漢族中心的思考始終無法使新疆的少數民族信服,雙方的隔閡甚深,之後才有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之所以如此,可謂是沒有處理好「多元型天下」遺產的後果。


中日的戈耳狄俄斯之結(Gordius knot)
出現民族主義之後的中國,又對日本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中國人能夠大量留學日本,這與日本政府意圖培養一批親日人才的想法有關。然而日本在戰勝中俄後,民族自尊心急遽膨脹,對中國留學生多所鄙夷、歧視。留學生多為中國的社會菁英,而這種歧視導致了精英意識與自尊的受傷。日本本來想要培育親日派,卻使得留日學生變得反日,使得日後誕生的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烈反日色彩。

而這種對日本的蔑視毫不屈服、看到日本的進步並未感到自卑、對自身文化感到自豪、國家終將變好,且帶有反日色彩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出現,卻讓許多日本人感到震怒,喚起了日本曾經崇拜過中華、把中華當作文明的標準、希望自己也是中華,卻一直處於邊緣的記憶。

日本民族主義受挫帶來的憤怒、對中國國力衰弱的蔑視與對自我中心,他們進而創造出了內涵是妄尊自大、瞧不起周遭的族群、稱他人為「夷狄」、恃強凌弱、高度漢中心的一元化「中華思想」一詞,將其等同於中國的國民性,進而製造出「暴支膺懲」的主張,為自身對中國的入侵設置思想基礎。

有趣的是,幾乎沒有漢學家參與製造這個言論,被迫參加的漢學家均撰文指出中國傳統思想美好、「華夷」其實是共存且多元的一面,點出日本民族主義發明的「中華思想」荒謬的內涵,遂沒有被日本民族主義者採納。

如同日本的戰爭罪責,戰後「中華思想」內涵沒有被清理。雖然曾因知道該詞源於戰爭需要,放棄使用許久,但之後學者西嶋定生打破禁忌,雖然西嶋的意涵與過去戰爭時的用法無關,而是正面的用法,卻導致這個詞日後浮泛使用,成為中日關係變化時,人們再度用來攻擊中國的理由。

事實上,古代的中國文明是日本效法的對象,近代的日本是中國學習的典範,兩者之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然而,自古以來誰是東亞的中心與邊緣,以及近代兩國民族主義的劇烈膨脹,傷害了彼此,造成的仇恨與悲情,至今仍然沒有辦法化解。

日本極端的民族主義在1945年戰敗後崩毀,然而,現今中國卻走向日本帝國的老路。政府仍然利用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發洩不滿的出口,在「愛國無罪」的口號下,肆無忌憚地綁架政治和破壞社會安定,這不僅導致對社會和國民的巨大傷害,最終更可能將國民帶入戰爭的深淵。

作者認為,激烈的民族主義最終必然走向軍國主義,這條規律對中日兩國一體適用。因此,若不放開這套來自日本誕生的民族主義思想,中日之間難有和平,中國更可能走向極端,踏上日本帝國的老路,唯有走出民族主義的悲情記憶,才能防止國民再度被民族主義綁架,進而走向戰爭的危險。 [1]


結語
正如同作者所言,這套「單一民族」主義的理論,與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創造的「多元型天下」歷史遺產 不僅不合,更是產生矛盾的根源。

而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民族政策與「中華民族」論述,始終無法讓少數民族接受。政策失敗的結果,不僅在國民政府時代不僅面臨蘇聯支持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還因為不採取公平、公正、開放、公開的法律、社會和相關制度(例如民主),反而用漢族中心的民族主義與高度極權的制度,去壓制少數民族,若遭遇國內外政經環境的巨變,將使得這個充滿衝突、矛盾與緊張的社會結構,產生更大、更難解決的衝突與問題。

對作者而言,於內於外,中國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是最不幸的事情。對於臺灣的我們而言也是如此。然而,單一民族主義與民族政策的衝突,甚至導致現今中國出現「皇漢主義」的極端傾向 。[2]

透過本書,我認為作者的想法是唯有告別「單一民族主義」的思考模式,放棄由此思維與「多元型天下」製造出來的「漢族」,並深入理解中共民族政策與新疆等地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後,透過廢除民族的人為區隔方式,並以作者提出在公平、公正、公開、開放的法律與制度下的解決方式互相配合,或許才有機會使中國不分裂的情況下,化解民族對立。

而本書也讓我們必須去重新檢視自身,看看單一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是否已經遠離我們,不再以此邏輯去處理國內原住民族的文化?還有,讓我們重新理解過去日本與中國之間複雜的歷史,而不妄下簡略的二元論斷,說是中國好日本壞,還是日本好中國壞。

[1] 江雪,〈四年了,那個開日系車被「愛國青年」砸穿腦袋的中國人〉,端傳媒,20161123;劉卉,〈Your Opinion:反日遊行過去四年,該如何談論愛國?〉,端傳媒,20161203。

[2] 筆者在網路上搜尋「皇漢」或「漢網」,則可見到許多相關的網頁,族繁不及備載。而錯誤的民族政策所產生的問題,可能是導致「皇漢」出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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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簡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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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你的學問回中國,做得了嗎?」

當年東京大學畢業後,王柯曾經想回去中國工作。但他的指導教授山內昌之用這句話直接打醒他。[1]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博論《東突共和國研究》,研究1944–46年第二次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運動,也是東突(疆獨)組織懷念的輝煌歷史,這正是中國的政治禁區之一。

他的博論以《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ームと民族問題》為名出版後,得到日本第十八屆三得利學藝獎。[2]本書《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就是在日文版的基礎上,大幅擴寫而成。

為什麼維吾爾人叫新疆「東突厥斯坦」?這背後有什麼歷史緣由嗎?以及為什麼疆獨組織要以「東突厥斯坦」命名,而中國禁止使用這個名詞?難道這個名詞有什麼魔力嗎?

他從分析這段期間新疆的民族、宗教、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以及當時大國的國際角力入手,透過本書讓我們理解「東突厥斯坦」這個名字從何而來?為何被採用?從清代以降,新疆的歷史究竟如何?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如何爆發?又對中國日後統治新疆,造成了什麼影響?

另外,雖然1920年代「維吾爾族」一詞才出現,但為行文方便,均採此名詞稱呼新疆多數居民。


在「中華」與「烏瑪」之間
十八世紀初,清朝消滅準噶爾,將新疆併入版圖。作者指出,作為實行「多元型天下」的非漢王朝,採取「少數民族牽制中國漢人」的統治策略,清朝將新疆作為「藩部」,並且是特別的「滿洲軍事自治領」,意外地使新疆成為在「中華」王朝與「烏瑪」(伊斯蘭共同體)之間的特殊地帶。[3]

然而,清朝大臣與當地官員貪污腐敗,加上生活貧困,逃往中亞浩罕汗國的宗教領袖和卓家族不斷潛入新疆,發動對抗異教徒清朝的「聖戰」,導致動亂不止。清朝派軍平叛,卻造成過度負荷的財政赤字,被迫改易國策,讓漢人屯田新疆,造成民族衝突。

因此,當西北回族叛亂時,新疆的回民與維吾爾族再次發動「聖戰」,浩罕將軍阿古柏更與和卓家族進入新疆,終結清朝統治。然而阿古柏將和卓家族盡數屠戮,為了確保政權穩固,遂在外交上爭取英國支持,想藉英國使清朝承認他的政權,並讓英俄取代清朝在新疆的影響力。

清朝為了確保國家存續,需要確立未來的路線,這就是李鴻章「海防論」與左宗棠「塞防論」之爭。最後,左宗棠勝出,並親自率兵進軍新疆,摧毀了阿古柏政權,「收復」新疆。面臨近代國家轉型壓力的清朝,必須明確國家疆界,這就必須將「藩部」改造成「領土」。所以1884年仿效中國內地建省,明確新疆作為中國的領土。

而邊境貿易的開啟,出現了維吾爾族資本家,他們在與同屬突厥伊斯蘭民族的烏茲別克、塔塔爾(即俄國韃靼人)、柯爾克孜(即吉爾吉斯人)、哈薩克等中亞各族往來時,理解推動民族現代化的重要。

因此,維吾爾資本家贊助族內青年,前往俄國韃靼人的中心喀山,以及鄂圖曼帝國留學。受到俄國韃靼社會「扎吉德」運動的影響,維吾爾族近代知識份子逐漸誕生。他們回新疆後,推動「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促進「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與現代化在新疆的傳播。


民族危機與第一次東突運動
民國時代,新疆省縣以上的職位只在漢人間移轉,維吾爾族完全被排除在外。加上漢人大量湧入新疆,形成自己的民族社會,省政府又均為漢人、支持漢化,使漢族不僅不願與少數民族溝通往來,更歧視少數民族。當時在新疆的漢族,握有巨大的優勢與權力。

而在新疆這個「灌溉農業社會」中,水資源具有高度重要性。因此,高度壟斷水資源的地主集團「阿克薩卡爾」控制了縣以下的權力。宗教領袖更與之合作,將農地託付給他們管理。而在阿克薩卡爾治下,鄉村貧富分化懸殊,維吾爾農民許多成為佃農、雇傭者甚至是奴隸,文盲率高達96%。

宗教領袖與地主雖形成經濟上壓迫底層的特殊階級,但因為伊斯蘭司法體系偏袒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遂以伊斯蘭教為對抗漢族的文化與自我認同象徵。伊斯蘭教卻成為了吸收對漢人掌握權力與優勢地位不滿情緒的載體。

此時,處於下層的維吾爾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都因為民族壓迫,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機。而最先感知到這個危機的,就是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下產生的維吾爾知識分子。

作者認為,1933年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所創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是由維吾爾知識分子與宗教領袖們試圖解決危機的產物。但是能有機會展開獨立運動,乃是因為新疆上層政治出現劇變。

1928年,對少數民族一向採取懷柔手段的新疆軍閥楊增新遭部下樊樹增、金樹仁刺殺。金樹仁握有大權後,任用漢人親信,對於少數民族採取嚴格的控制手段,更派軍隊強行增稅,更推動改土歸流,藉此鞏固統治。

但這導致少數民族上下層一致的憤怒。1931年哈密爆發起義,而當消息傳開,各地陷入烽火,1933年第一次東突運動於南疆爆發。

作者指出,「東突厥斯坦」一詞也是此時才進入維吾爾族的想法中。這是由維吾爾知識分子帶回來的模糊概念,「突厥斯坦」即「突厥人的土地」之意。「東突厥斯坦」相對於蘇聯轄下中亞「西突厥斯坦」,指的是新疆省,或南疆,或包括哈密盆地。維吾爾知識分子更批判漢人的名稱「新疆」,喊出「東突厥斯坦是東突厥斯坦每個人的東突厥斯坦」,表現出反抗其他民族壓迫與統治的意志,以及維吾爾族萌生的民族和領土意識。

哈密起義的少數民族將漢人移民屠戮殆盡,顯示出民族之間的巨大仇恨。同時,宗教人士鼓勵發動伊斯蘭「聖戰」,在1930年代「東突厥斯坦」意識才開始普及時,成為團結的力量。這也是採取近代化的各種制度,但國名卻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教不分的原因。


「新疆王」盛世才?
此時,新疆高層政治再度出現更迭,金樹仁遭到暗殺,爆發內戰。當時掌握新疆最強部隊的盛世才,最後取得實權。

然而,國民政府也想趁機奪取新疆。另外,自哈密起義後,1933年新疆省政府只能控制迪化及周遭地區外。因此,盛世才所面臨的局面,只能在向國府屈服,或尋找外援鞏固統治之間二選一,而他選擇了後者。

蘇聯為什麼選擇了盛世才?因為當時日本正擴大對中國的侵略,隱然成為蘇聯在遠東的最大敵手,而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已受國府正式承認的盛世才私人對日本也懷有敵意,順勢拉攏同盟。再者,支持盛世才既不得罪中國,也不破壞當時的遠東局勢,還能擴大在新疆影響力,取得戰略資源,阻擋日本進窺內亞。

對於盛世才來說,既不願受到國府控制,也要抵抗少數民族軍隊進逼,再加上恩人郭松齡死於日本之手,從地緣、私人利益和情感上考量,他只能選擇蘇聯。雙方因此一拍即合。

蘇聯提供了所有盛世才需要的援助,替盛世才打垮對手,鞏固盛世才的統治。更協助盛世才分化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和加.尼亞孜(Hoja Niyaz)和總理沙比提.大毛拉(Sawut Damulla)。前者是哈密與吐魯番起義的領袖,後者則是近代維吾爾知識分子集團領袖、領導南疆獨立運動的主導者。

當和加.尼亞孜拘捕沙比提.大毛拉交給盛世才後,只存在了85天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遂告覆亡。然而,「東突厥斯坦」已經刻入了維吾爾人的腦海。


蘇聯的陰影
蘇聯以共產國際名義派出大量中國籍成員協助盛世才。但在盛世才 — 蘇聯的雙重政治結構中,蘇聯駐迪化領事與省政府各部的蘇聯顧問,才是事務的主導者,盛世才雖看似為新疆首長,但形同空殼。同時,蘇聯藉此取得獨山子油田的控制權,取得新疆最獲利的事業。

雖藉由蘇聯鞏固統治,也任命要職給少數民族領袖,保留他們的武裝部隊,實行安撫,表現與蘇聯充分合作。但蘇聯透過與少數民族領袖密切往來,使盛世才恐懼蘇聯扶植少數民族領袖取代自己。因此,雙方暗地裡權力爭鬥不斷,造成盛世才1937和1940發動兩次政治清洗。並在1942年蘇德戰爭中蘇聯失利時,與蘇聯徹底翻臉,倒向國民政府。

與蘇聯翻臉後,蘇聯立即中斷經濟援助,更慘的是,與中國經濟連結後,新疆經濟隨之崩潰。而引狼入室的結果,就是1944年底國民政府在邊界集結軍隊,逼迫盛世才交出實權。最後,玩火自焚、孤立無援的盛世才被迫離開新疆。


第二次東突運動
同時,第二次東突運動開始了。

1943年,在北疆伊犁區、阿勒泰區和塔城區,已有由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逃亡到蘇聯的少數民族領袖領導的「民族解放組織」活動,吸收各階層的少數民族,他們有許多人希望像蘇聯的民族加盟共和國一樣,建立自己的國家。

然而,作者指出,這些組織背後是蘇聯。蘇聯提供武器、資金、人員等協助。在1943年扭轉對德戰爭劣勢後,更增強支援幅度。各組織起初雖是獨自行動,蘇聯也將之整合,形成第二次東突運動。

伊犁區的成員是第二次東突運動的核心,主事者是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他說服後來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主席的宗教領袖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一起舉事。因為伊斯蘭教在新疆最具動員力量,伊力汗.吐烈是動員維吾爾社會參加「伊斯蘭聖戰」的要角。

1944年11月7日伊寧爆發起義,蘇聯軍隊、解放組織成員與中國軍隊展開激戰。到了12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伊寧宣布成立。


不曾離去的陰影
在蘇聯的協助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完善體制,更統合伊犁、塔城與哈薩克族佔多數的阿勒泰區,成為其領土。

東突政府內部也形成了雙重權力結構:一派由伊力汗.吐烈為首的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領袖等傳統上層構成,作為團結的象徵;一派由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蘇聯顧問與蘇聯軍人,蘇聯領事是他們的幕後指導者,握有實權,控制著不受東突政府約束、最重要的軍隊與內務部。

因此,政府委員會與主席伊力汗.吐烈事實上是「空殼子」。他雖試圖奪權,只是東突共和國無法獨力與國府對抗,為了擊敗國府軍,他不得不向蘇聯妥協。但雙方的鬥爭,直到東突共和國滅亡前皆未停止。

在伊力汗.吐烈運用宗教與民族仇恨動員對抗中國人的「聖戰」,加上蘇聯軍隊直接參戰下,1945年7月東突共和國向各地發動「三線作戰」。在蘇聯以重砲、裝甲車甚至是轟炸機的兇猛攻勢下,中國軍隊全力抵抗,也無力回天。

此時,東突大有一統新疆的氣勢。但在9月上旬,東突軍隊進逼迪化之際,軍事行動卻嗄然而止。


大國政治的悲劇
停止作戰命令是蘇聯直接下達的。

1945年下旬,世界大戰行將結束。英美在雅爾達會議上犧牲中國權益,交換蘇聯出兵以結束戰爭,並強迫中國接受。蔣介石也明白,中共、外蒙與東突等問題,必須與蘇聯以外交解決。

中蘇經過一番折衝樽俎後,中國同意外蒙公投決定是否獨立,換取蘇聯不提供東突、中共支援,在東北中立,確定蘇聯不干涉新疆事務。

至此,蘇聯決定犧牲東突,換取外蒙獨立。1946年,蘇聯不僅停止軍事行動,也令東突從戰爭轉向談判。蘇聯領事與中國代表張治中合作,協助談判進行,東突代表團更被迫自動降為「地區代表」而非「國家代表」前往談判。至此,東突共和國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已然不存,伊力汗.吐烈等人已被架空,無能為力。

作者指出,在談判過程中,以具有長期留蘇經驗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為代表團中的主導者。與蘇聯關係緊密的成員作為代表團的主導者,顯然是為了在交涉過程中,體現蘇聯的意志。

最後,1946年1月2號,阿合買提江.哈斯木與張治中簽定的《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民眾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十一條和平條款》)。而在簽署後三天的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


南柯一夢
在簽署和平條款後,在東突政府內部與民眾之間產生巨大的混亂。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全都轉為支持蘇聯路線,伊力汗.吐烈雖極力反對和平條款,但在蘇聯援助全面撤離、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與之敵對,以及東突經濟全面崩潰的情況下,他明白大勢已去,並被蘇聯押回阿拉木圖。隨後,東突政府發出最後一個決議,改造自身為中國地方政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正式滅亡。

當1949年國共內戰結果明顯後,三區也向中共輸誠。但是令人費思的事出現了: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東突領導人,在搭機經由蘇聯前往北京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時,卻在蘇聯「意外」墜機,集體身亡。最後,由一向聽話的賽福鼎.艾則孜(Saypindi Azizi)前往北京表達服從。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三區,新疆再度回歸中國。

由於本書未描寫到東突共和國與國府簽訂《和平條款》後的歷史,筆者在此補充後續發展。東突領導人此後在蘇聯與國府間左右逢源,保持實質獨立,並利用外交情勢、國府的退讓、條款中規定的民主選舉甚至發動群眾暴力,進一步擴權,使張治中灰心離職,也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利益。國府也「以夷制夷」,改用右派的麥斯伍德等維族人士任職高官制衡東突。

然而,東突內部也產生路線衝突。親蘇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壓制、取代了親中共的元老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以確保蘇聯利益。直到國共內戰情勢明朗後,才在史達林的允許下,調整態度迎向中共。

而東突過去所控制之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也一直維持著國中之國的半獨立地位,為蘇聯的利益核心區。直到中蘇同盟破裂、中共反右、反地方民族主義、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使得6萬以上人們逃往蘇屬突厥斯坦,王震帶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駐填補該地後,才結束東突地區的半獨立地位,以及蘇聯對新疆省的巨大影響力。


徘徊於生與死的夾縫間
**在本書中,作者認為宗教因素、地理位置和蘇聯的支持,無疑是第二次東突運動得以成功的關鍵,而大國自身的利益與現實外交,是東突滅亡的重要原因。

兩次東突運動中, 伊斯蘭教一直是凝聚、動員所有少數民族,甚至動員跨國界突厥伊斯蘭民族的關鍵,也是伊力汗.吐烈擔任主席的原因。但因為第二次東突運動中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的介入,使得伊斯蘭並沒有被納入國名。

然而,第二次東突運動完全仰賴大國蘇聯支持,卻因此毀滅了自己。這突顯出弱小的少數民族獨立時,仰賴大國雖是必要,然而喪失自身主體性,一昧聽從大國,最終只會使自己成為大國政治的棋子與犧牲品。

作者也提醒我們,東突雖然反對漢族壓迫,內部卻出現「大維吾爾主義」。在《消失的「國民」》一書中,作者提出「民族鏈」的概念,指出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存在「烏茲別克(塔塔爾) — 維吾爾 — 哈薩克」的民族階層觀,烏茲別克、維吾爾等族認為在文明、在伊斯蘭教信仰上是傳播者,比哈薩克族更高等。

因此,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是烏茲別克人,許多佔有重要部會位子者均為親蘇的維吾爾人或塔塔爾人,但人口最多的哈薩克族,卻只擔任一個無足輕重的部長。哈薩克族在政府內毫無發言權,人口比例與影響力不成正比。這導致了哈薩克對東突、蘇聯毫無向心力,旋即反叛。

最後,作者指出,第二次東突運動之所以具有意義,乃是因為當時東突獨立並非不可能,這給了後世維吾爾人緬懷的光輝過去,以及努力的未來與理想。

也因為東突運動,所以中共在民族政策下了許多功夫,希望藉由「自治」表達民族合作,消弭「獨立」情緒以及保持國家「統一」。

然而,東突運動深根於維吾爾族心中,加上中共因民族政策失敗,也是東突運動死灰復燃的原因。在無法消弭的情況下,為了持續控制新疆,中共統治政策日益激烈、殘忍,不惜強制以漢族同化維吾爾族,但是成效如何,仍然是個疑問。[4]

作者也指出,1991年蘇聯解體,中亞突厥伊斯蘭民族諸國「被獨立」;無法參與以國家為單位的「突厥語國家」串聯;哈薩克的發展與壯大。這讓自認居於上位,但卻沒有國家的維吾爾族,有著巨大孤立感與心理衝擊,使得維族追求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心態更烈。

我們可以看見,從上述歷史與近因,維吾爾族仍然徘徊在東突的獨立運動(生)與中共的鎮壓同化政策(死)之間,尋找自身的出路。


**結語
閱讀本書時,我想到中國往往抨擊英美等西方國家亡華之心不死。然而,歷史上吞噬、分裂中國疆土最多的,是俄國與蘇聯,但我卻很少看到中國針對俄國作出抨擊,為什麼?這是個可以觀察的有趣現象。

同時,過往仰賴國際灰色地帶維持自身獨立與運作的臺灣,在現今日益險惡的國際情勢中,內部分歧卻日益加深,而自身主體性尚未確立,在生存上則被逼得越來越只能倚靠美國,能動性越來越低。臺灣能夠在不完全依賴美國的情況下,於險惡的國際政治中,保護自身嗎?在大國政治中間尋求出路這個艱難課題上,臺灣能否找到比過往東突更好的解決方式?是需要深思、努力的課題。

而當我們讀到本書結論時,將會理解作者的態度,是希望藉此讓新疆與中國人理解到,東突獨立在地緣政治、各方面實力都不可能完成的現實。但作者與中共並非沆瀣一氣,他在其他書中多次表明,唯有廢除錯誤的民族政策與高壓統治,推行民主政治和不分民族的「國民」身分,使無論何種民族均認同「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不再有各種區隔產生,才是化解曾是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因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錯誤的民族政策以及衝突所導致的不安與動盪,走向更好的未來。

[1]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
[2] 參見維基百科「三得利學藝獎」詞條。
[3] 「多元型天下」的統治模式,參見拙文〈現今的中國,依然擺盪在「天下」與「民族國家」之間〉。
[4] 可參看公視近來的相關報導〈中國高壓控制維吾爾 青年往西逃 20180106 公視全球現場深度週報〉。或者〈被遮蔽的南蒙古、東突和圖博〉粉絲頁也一直提供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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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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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西藏與新疆,是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少數民族所在地中,少數民族與中國政府抗爭最為激烈的地區。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數目何以爆發不斷的抗爭與衝突呢?這本《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以民族學的觀點,劍指此一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

本書指出,近代中國的民族問題,必須從歷史上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的變化,以及作為征服王朝、少數民族君臨中國的清朝作為最後的「天下」王朝這兩點作為出發點,理解中國「天下」思想與體制的內容是什麼?如何因為征服王朝進入而轉變?這個特色在近代中國轉換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導致少數民族與中國決裂?而國共兩黨,又如何處理這個繼承傳統天下「多民族國家」,轉變到民族國家的情況?


「多重型天下」
作者從中國歷史的演變,觀察並提出了「天下」思想的兩種解釋:「多重型天下」與在其基礎上出現的「多元型天下(或多元型帝國)」。而轉型至近代民族國家的時間點,中國正處於「多元型天下」的清王朝統治之下。

「天下」思想本身即源於多民族國家。因為「中國」本身由多民族匯聚而成,而在這個多民族匯聚而成的國家,從對「天」的信仰,逐漸演生、出現了稱為「天下」的思想文化。

在這個思想體系中,由於統治多個民族,就必須有能夠說服眾人,為人接受普世性的政權正當性、合法性基礎,在這個需求之下,出現了「天下」普世的「德」的「天子」統治的「德治」文化 — 政治體制。

因此,這個「多民族」的「天下」思想的規劃中,必然包含著居住於中國的主體民族「華夏」和居住於週遭、本來就是天下體系中一部分的「四夷」。

在這個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古代中國「多重型天下」結構的解釋,這個結構有著三重構造:「中心」 — 「內屬國」 — 「外臣國」,用以吸納諸多民族進入天下體系中,並保持社會穩定。而在這個結構中,以「禮」規範彼此的責任、權利與義務。

但是,「華夏」與「夷狄」並非是血緣、種族之間的區隔,而是來自於「文化」差異,彼此之間是流動的。因此,懷有「天下」思想的「中國」本身是一種文明共同體,彼此之間是依照文化生活的差異進行區隔。

如果「華夏」過著「夷狄」的生活,就是「夷狄」,反之「夷狄」改採「華夏」的文明規範,那就是「華夏」(後來稱為「漢人」、「漢化」)。因為這個開放性的邊界,所以五胡或者遼元清等征服王朝,只要改採「華夏」的生活方式,就會被認為是正統的中華王朝。

同時,中華王朝不僅歡迎周邊地區與民族的主動「華化」,也在這些地區內逐步製造「華化」的條件與趨勢,促使「周邊地區的內地化」與「非漢民族的漢化」,最終完成制度與文化的統一。從秦、漢到唐,以這個結構作為框架設立制度,期間不斷吸納、擴大並豐富了「中國」的「天下」內涵與版圖。而作者認為,這種逐步地自然同化,正是過往根除民族歧視與對立的根本方法。


「多元型天下」
自唐朝滅亡,「征服王朝」遼、金、元、清出現,與過往少數民族選擇華化不同,他們採取了另一種統治方式,從而導致了另一種天下模型:「多元型天下」的出現。既中斷又綿延了「多重型天下」的連續發展。

由於征服王朝都來自中國的外側,而且是透過戰爭才統治中國,所以統治集團與中國漢人之間,存在巨大的民族隔閡與對立。為保政權長久,為了統治人口數量與文明型態相差懸殊的中國,統治集團採用中華王朝的統治形式,以「華」治「華」;另外,採取利用其他「民族」牽制「中國」的策略,藉此壓制中國的反抗力量。

少數族群禁止漢人與中華文化進入該地區與自己的民族根據地,強行這些地方保留傳統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並在制度上拒絕漢人管理這些地區,以及明示暗示少數民族們有另一個制度化的政治中心(而非位於中國的首都),堅持使用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政治形式等,種種刻意的行為,創造出了地區、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多元型天下」。

作者指出,遼金元後來都朝著多重型天下轉型,而清朝更積極於雲貴等地推動少數民族漢化的「改土歸流」,表明自己也已是中華,與漢人各方面殊無二致,藉此告訴世人,清朝有統治中國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不過,清朝並未放棄其征服王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清朝將蒙古、西藏與新疆作為「藩部」,隔絕漢人與中華文明進入,制度上更以與六部平行的「理藩院」管理,並採取具有該民族特色傳統的統治模式,不僅將其作為牽制中國漢人的同盟,也是他們的統治者。呈現出清朝多元型天下的特質。


鉅變
然而,「多元型天下」的統治策略,卻讓十九世紀的清朝,在出現內外財政、內戰等危機,以及歐美的挑戰時,遭逢巨大的危機。

當初用來牽制中國漢人,而未被統合進「中國」領土的「藩部」,卻成為十九世紀在中亞進行「大博弈」的英俄兩國所垂涎之地,加上當地複雜的政經宗教因素,變成了一塊內部爆炸、四方爭奪的地區。

而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與英俄交涉的清朝體悟到,「藩部」政策在當時的局勢下已經成為抵抗列強掠奪領土的阻礙,唯有捨棄過去用來牽制漢族的多元型天下結構,將藩部改造成如同中國行省般直接控制的實際領土,明確國家的領土疆界。

因此,清朝推動新疆建省,並開放漢人自由進入新疆,想要透過中華文化來進行整合與同化,來強化各地的國家意識,推動以「國家」為認同對象的工程。「中國」開始從天下型態的「多民族國家」,邁向近代國家的轉型。

然而,這個嘗試顯然來得太晚。長久以來的封閉,以及當時中華文明已經不是唯一一個吸引人歸化的文明,清朝的努力並不成功。「多元型天下」造成的民族問題逐漸浮現,成為日後「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巨大問題。


單一民族國家
「多元型天下」造成民族之間的隔閡,在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特別嚴重。作者認為,這埋下了近現代中國至今民族問題的種子。

「漢」本來就如同「華夏」、「中國」一樣,是稱呼以中華文化方式生活、居住於中國的群體,並且是一種開放性的文明共同體。然而,清朝的民族區隔政策,「漢」卻被窄化為種族,以與其他民族區隔。這就造成晚清民族主義開始盛行之時,晚清革命派用來想像民族主義的歷史基礎。

晚清革命派多留學日本,學習日本式的「單一民族、文化形成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類型。因此,他們用來鼓動革命、對抗滿清的民族主義,就是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

然而,因為過去沒有將少數民族同化進中國的緣故,這些民族與領地沒有進入革命派所想像的「中國」,所以他們要建立的國家,是只屬於漢族、而不包含其他少數族群的單一民族國家。

這也就讓本來就因為多元型天下的安排,而對中國毫無共同國家意識與認同感的其他民族,在清朝滅亡後,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口實。這也成為日後日本得以推動滿蒙獨立、蘇聯推動第二次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一個空隙。


擺盪於「天下」與「民族國家」
從清朝以後,中國從「天下」王朝,開始轉型為「民族國家」,但卻一直擺盪於多民族國家的「天下」與單一「民族國家」之間,從中產生了許多矛盾與衝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卻始終失敗。

當中華民國建立後,革命派(以及之後的國民黨)才意識到他們必須繼承清朝「多元型天下」遺產。為了處理並加以穩固這個遺產,他們起初提出「五族共和」,後改以「中華民族」論代之。「中華民族」論主張中國境內的種族都是一個民族。然而,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中心,用漢族文化加以同化其他種族(A+B+C+D+E=A),而非融合(A+B+C+D+E=F),因此「中華民族」是被其他民族被漢族吞沒的民族,而非融合後誕生的新民族。

這個理論不僅反應出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擁抱著血同源、人同種、文化同質的「單一民族主義」,而且這個單一民族,事實上仍然是漢族。是故,這個論述比起「民族自決」的「建國」,對少數民族毫無吸引力。

本書也略為提及中共對少數民族政治構想的變化,從支持民族自決、獨立建國、成立中華聯邦,到反對分裂,在內蒙古徹底制度化的「民族區域自治」。只是中共建政後的民族政策,卻引起了未來更激烈的反彈。


未完的困局
為何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無法解決過去從「多元型天下」轉型到「民族國家」的困境?

作者指出,當時的人們認為,「同文化、血緣的民族」才是政治共同體「國家」的基礎。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時,他們認為,若要做政治共同體的「國民」,必須先是文化共同體「民族」的成員,這使得「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卻變成漢族、漢文化中心的「單一民族」國家,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從而造成了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間更加緊張。中日繼承的歷史遺產,這使得中國從日本學了「單一民族國家」的模型,卻始終無法解決轉型所帶來的問題。

事實上,國家的「國民」並非得是「同一民族」。作者認為,中國可學習西方「國民國家=民族國家」的方式,將生活於同一個領土內的居民,透過統一、公正、公平、開放的制度與法律,逐漸形成一個認同這個國家,彼此之間具有權利義務,以國家為範圍的民族。此後,國民就是民族成員,民族成員也是國民,不需要求先是同個民族,才是國家的國民。如此,就能融合所有民族,形成以國家為優先認同、國民即是民族成員的新民族。


結語
作者在端傳媒的專訪中,透露了在他小時候,正逢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他的妹妹因此餓死,經過打聽,知道新疆還能「吃飽」後,舉家遷往新疆工作。在那裏,他與維吾爾人之間的相處十分融洽,民族間的區隔、矛盾與衝突雖有,但不多、不嚴重。那麼,現今何以如此?該怎麼解決?成為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1]

在《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這本書,作者剖析了民族問題的「底層歷史構造」,乃是中國最後一個「天下」型王朝恰好是非漢族王朝,傳統天下是「多民族國家」這個遺產以「多元型天下」呈現。

因為多元型天下阻擋了民族之間自然的同化為一,導致了近代西部、北部的民族問題。相反地,採用中國傳統「多重型天下」,進行同化的改土歸流後的西南,卻是全國最安定的地方。因此,當自然同化的時間過去後,「多元型天下」的遺產卻成為轉型過程中,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之一。

然而,作者對「自然同化」的迷戀與想法,在中華文化已經不再是強勢文化、民族之間的隔閡較過往更深的現今,作者提出的解法,是否還有效果?實際上仍待評估。

另外,要解答的問題還有許多:中國民族主義為何是學習日本而非西方?中國民族主義中,日本扮演了哪些角色?中國具體的民族問題有哪些?而本書未能詳盡解釋中共建政前後的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內容為何?又如何加劇了民族問題?那該如何解決?

作者在《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三本專書,具體的解釋了上述的疑問,提及了作者設想的最好解決方式,也具體的探索了新疆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這些書,成為我們下一步深入中國民族問題的探索指南。


[1] 於淵,〈專訪王柯:極端的民族主義一定是與世界為敵〉,端傳媒,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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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之後:伊斯蘭千年大分裂的起源(全新修訂版)
讀者評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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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首先,本書作者文筆真的很棒,譯者翻譯的也很好,所以讀起來真的很舒服,即使沒有基礎,也很容易進入這段歷史(故事),因為作者寫作的方式並非學院派,筆下每一個人都有血有淚,很傳神地表達了每個人的想法。

其次,林長寬教授的導讀說作者立場偏向什葉派,但我覺得他並不偏向什葉派,而是比較偏愛先知家族(在穆罕默德斗篷庇蔭底下者),只是因為什葉派教義的相關內容與先知家族太密切了,所以看起來會很偏向什葉派。透過作者的引導,讓讀者如我,相當同情先知家族的命運。在先知死後,這一個理應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的高貴家族,為什麼竟然會遭受到伍麥亞、阿巴斯兩大王朝諸多打壓,甚至是後來兩大王朝的血腥屠殺。

為什麼這樣一個應該受到尊崇的家族,會受到如此對待?這是因為,伊斯蘭政教合一的體質、伊斯蘭教義、阿拉伯社會習俗、政治權力的鬥爭、先知妻子與先知家族的敵對等因素交纏在一起所產生的情況。政治,又在其中佔有了大幅度的因素。

先知的繼子、堂弟與女婿,因高貴品性與血統而受人尊崇的阿里(及其妻子、先知之女法蒂瑪,其兩子哈珊與胡笙,即本書的先知家族),卻因為穆罕默德最疼愛的遺孀、第九個妻子阿伊夏與其敵對,因此產生了激烈的鬥爭。阿里為保伊斯蘭團結統一,處處退讓,卻反而導致了先知家族的悲劇。阿伊夏與阿里最後兩敗俱傷,使得當年與穆罕默德敵對的麥加貴族後代,深諳政治權謀的第五任哈里發穆阿維亞,最終取得伊斯蘭帝國的大位,並因此殘忍地對待先知家族,先知家族在伊拉克受到殘忍的屠殺,直到奧馬亞王朝停手為止。

在當時支持先知家族者,最後成為了什葉派。遜尼派在作者筆下,則成為了屈服於現實的人。而恐怖主義根源的瓦哈比派,其始祖也在此時誕生,他們在阿里與穆阿維亞戰爭時,因為自己被穆阿維亞的伎倆所騙,導致阿里從優勢轉為敗亡,卻在發現自己犯錯時,將錯都推給阿里,並要阿里認下是他帶領大家走向失敗、觸犯神聖經典的錯誤,阿里拒絕,最後他們出走,並表現出其延續至今、對付異己的殘忍手段(屠殺尊敬阿里、不承認阿里犯錯的信眾,挖出孕婦的小孩與內臟、殘殺男性),並且刺殺阿里,此時,極端派就已經形成了。

先知家族的悲劇故事,成為什葉派永恆流傳的神聖故事,阿里、胡笙等伊瑪目死亡的地方成了聖地與聖陵,他們死亡的日子成為了節日。但卻也成為了後代政治動員的宗教資源。伊朗革命是一個正面例子,當時伊朗著名的社會學者與宗教學者阿里.夏里亞提,就成功地運用了這個例子去對抗巴勒維政權。反面例子是兩伊戰爭時,何梅尼卻濫用這個故事去對付遜尼派統治的伊拉克(雖然什葉派是大多數)。而遜尼派的蓋達組織也以炸毀什葉派的聖地作為對付什葉派的手段。綜觀這個對抗的局勢,或許伊斯蘭世界的鬥爭將永遠循環下去。而西方的加入,則更是導致更多的混亂。

另外,作者有時會穿插現代與過去的事情比較。例如阿拉伯世界有著諷刺詩歌的傳統,而且殺傷力和流傳力極強(其實就是小道八卦啦),政治上用來對付政敵,名人的流言蜚語也常常透過這個流傳,像是阿伊夏也就因此曾受到不貞潔的汙衊,而與阿里的結怨更深,但這並不是阿里傳的,而是詩人與社會本身就愛這一些,這件事情更種下日後穆斯林婦女應該戴面紗的原因,作者就透過這件事,與之前丹麥報紙曾經用漫畫諷刺穆罕默德一事做對比,解釋說伊斯蘭世界其實也有這些東西,不應該以當代伊斯蘭世界對諷刺的激烈反應,誤解伊斯蘭並沒有這個傳統。

因此,不管是要了解伊斯蘭,還是想讀故事打發時間,我想這是一本值得翻閱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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