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修訂新版）：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

【導讀】從逃避到追尋 ◎林耀盛

前言一
前言二
第一章    自由是心理學問題？
第二章    個體化發展與意義紛歧的自由
第三章    宗教改革時期的個人自由
第四章    現代自由的兩種面向
第五章    逃避的機制
第六章    納粹主義的心理意涵
第七章    自由與民主

【附錄】人格與社會發展過程


 

導讀

從逃避到追尋——自由倫理與自我藝術之間
◎林耀盛（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思想觀點的孕生背景
　　埃里希．佛洛姆可謂二十世紀關鍵思想的領航者，他是美籍德國猶太人。在如此的背景下，他的治學風格與思維模式，涵蓋了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精神與美國實用主義的傳統色彩，是當代重要的人本主義哲學家與精神分析家。他曾在法蘭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社會研究所工作，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

　　希特勒掌權時期，佛洛姆赴美講學、開設私人診所。在從事心理諮詢工作的同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等學術機構講學。後來，為了照顧他第二任太太的病情而移民墨西哥，並成立墨西哥精神分析機構，於此處服務至一九七六年。同時期，他先後執教於墨西哥國立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等知名高等學府。一九七四年移居瑞士，繼續從事研究和著述，一九八○年在瑞士因病逝世。

　　如此的背景描述，反映出他的思想從孕生到成熟的環境，讓我們重回十八、十九世紀，從當時德國心理學的發展面貌加以理解。根據研究指出，德國傳統從赫德（Gottfried Herder）開始以歷史取向研究社會，強調文化社會或民俗（Volk）對形塑個人人格的重要性。而後，由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及佛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等所建構的世紀理論，都產生跨區域的深邃影響。

　　美國實用主義的立場是奉行「科學心理學」的典範，這是文化現代主義的副產品，現代主義的源起通常可溯往於文化由中世紀黑暗大陸年代到啟蒙運動的時期。由於美國是科學心理學知識的主要生產中心，加上學術政治經濟的強力後盾，以及衛星媒體／資訊網路的跨國傳輸力量，因此很快取得知識主導權之優勢。然而，就過往長期以北美心理學為養料的臺灣學界來說，對心理學的引介經常停留「美國（科學）心理學」的樣版化面貌，因此忽略佛洛姆的著作觀點對心理學多元論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佛洛姆置身如此兼具批判傳統與實用色彩的氛圍下，他所創發開展的精神分析觀點既深且廣地鍛鍊出其思考理路的特殊性，不僅在理論上有所突破，更顧及實用脈絡的契合性，影響後代的層面廣大而深遠，迄今仍產生後遺效應。繼佛洛伊德的「個體潛意識」與榮格的「集體潛意識」概念，他提出「社會潛意識」觀點，把脈時代政治的病徵，全面性地分析社會的自由追尋和自我發展的議題。

　　從精神分析的視角論述社會人格
　　儘管佛洛姆的精神分析觀點與佛洛伊德不同，甚至被歸類為新佛洛伊德學派，但透過《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二書，可捕捉到佛洛姆社會取向的精神分析手法，仍無可避免地與佛洛伊德進行對話，這顯示在此脈絡下，不可繞道佛洛伊德所打造的精神分析里程碑。

　　就精神分析學派的系譜來看，佛洛姆認為，佛洛伊德的泛性觀點忽略了人格基礎與社會處境的關係。他指出，佛洛伊德受到所處時代文化的影響，導致他的理論無法超越某些限制，不但局限了對患者的理解，也使他無法對正常個體與發生於社會生活中的非理性現象，做出正確的判斷。然而，誠如《逃避自由》一書所彰顯的，佛洛姆關注心理因素在社會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因這類分析必須奠基於佛洛伊德所提出的某些重大發現，特別是無意識力量在人類性格中的運作，以及造成無意識力量的外在影響，所以佛洛伊德對佛洛姆的影響是無可忽視的；但佛洛姆並非採取「全是或全無」的二元對立態度面對佛洛伊德的思想遺產，而是以批判性的思考，融入政治經濟物質基礎的建造描繪，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探討人格的心理社會層面。

　　透過《逃避自由》的論述，佛洛姆對歐洲中世紀乃至當代社會做了歷史性分析，爬梳經濟、政治、宗教等結構如何在自由與控制之間爭奪權力。他敏銳地觀察到，人類為了安全生活，而有秩序結構的需求，但這樣的秩序結構取得權力後，反而帶給個體疏離的深層焦慮，因而產生逃避自由的現象。他深入剖析希特勒政權是如何在已有民主概念的社會中逐漸生成。相對地，在美國的民主社會，自由的意涵也並非全然是積極性的意義，人們有時會產生一方面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不免陷入與自由掙扎的矛盾狀態。

　　而後，《自我的追尋》一書更直指自我不是一種孤立的單位，而是一種不可忽視他人存在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是否有理由感到自豪與懷抱希望，完全取決於我們能夠認真地關切自己、生活與幸福；願意面對自己及所置身的道德問題，以及擁有做自己與為自己而生活的勇氣。如此的自我不是自私，而是一種進入存有處境來面對困境的勇氣與決斷。他認為，一個人的人格構造，就是他為自己而生，而這也是一個人最大的潛力資產。

　　從自由倫理到自我藝術
　　佛洛姆是當代西方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重鎮，他在論述中常採用雙元概念的對比（例如積極自由、消極自由；靜態適應、動態適應；性格類型的自發創造性指向、性格類型的非自發創造性指向等），如此論點不在於形成對立性的主張，而是一種對話張力的拓展。換言之，透過對比的論述，更可以呼應心理分析學的觀點不是一種唯心論，而是如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中開宗明義所指出的，藉由分析自由與權威主義的人性面，使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普遍性問題，也就是心理因素在社會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這個提問最終指向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心理、經濟與意識形態之間互動關係的探討。

　　按照佛洛姆的說法，個人在現代社會的不安全感和孤獨感，迫使許多人逃避自由，一方面因自覺渺小與無助而必須依賴權威，以致放棄個性與自由；另一方面，個人因放棄自由而成為沒有個性的「機械論」意義下的個體，喪失了自由思想、自由感覺、自由意志與自由行動。機械論是一種隱喻，如同行為論就是一部「刺激——反應」連結效果的簡單機械隱喻的制約觀點。現代社會個體「去個性化」的機械模式，更加深了個人的無助與不安全，個人也更容易把自己交付給任何權威，以此滿足安全感的需求，而這種情境遂形成法西斯主義瀰漫的溫床。

　　佛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書，精確點出心理社會人格基礎與政治經濟的關聯。他認為，現代人的自由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衝破權威的束縛而獲得自由，成為「個人」，但同時這種自由也讓個人變得孤立、無能為力；因此反而弔詭地成為自我異化的工具。甚至，由於自我的破壞以及與他人的疏離，個人欣然地屈服於新形態的權威，而成為奴性的客體。另一方面，自由意謂著充分實踐個人潛能，促進積極自發的生活能力。他尖銳地指出，當代的文化與政治危機並非因為個人主義的氾濫所造成，而是因為人們堅信的個人主義已經成為空殼。回到臺灣社會面的反省，自由、孤獨、民主、權威的議題糾葛，依然是當代的幽靈。面對如此的幽靈盤據領空，人本倫理取向的心理學基礎，是重要的呼籲。

　　進言之，貪婪戀權使人們無限度地開發，演成一種災難性的可怕力量，甚至佛洛姆提到的人就是一種處於災難之中的存在：「有許多人從來不知道幸福。但是沒有任何人從未經歷過痛苦，不管他們怎樣頑強地竭力抑制對痛苦的意識。」不過，苦難不是毀滅的消極面，有時反而會帶來黑暗中思考的力量，只有意識到苦難是何等普遍的受難者，才能感覺到人類締結所帶來的寬慰。生活是如此，面對臺灣的變局亦然。對於社會新世代的現象，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與同情。有了這樣的閱讀位置，就能夠置身時代的對話，理解佛洛姆對於各種性格類型的分析，重點不在於分類邏輯的系統規範，而是一種對時代的診斷。

　　在臺灣，民主與法治；統與獨；本土與外來，已經不是知識上的理性議題（如果是，也是狡猾的理性），而是一種泛信仰化的現象。就如同宗教信仰，精神分析觀點認為那是一種對未來的幻覺，當人們自然地下跪、虔誠膜拜的那一刻起，信仰已經成為一種無意識層次的合理儀式，以及一種物性層次的深信不疑。在現代社會中，人原來的內心信仰、價值與情感，已經被一種客觀物化的程序所取代。遇到紛爭就以「受害人」自居，暴力相向總可以找到信仰的理由，攻占媒介生產自身價值進而物化人性，其實才是動機。

　　過度的信仰成為一種社會症狀，隱喻一種無法面對真實的擔憂。就像過去的中國也許是遙遠的想像，但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發的爭議成為事實，無論藍綠陣營的基本教義派都陷溺於二元對立的泥淖，有時更以認知裂解的方式因應，認為信仰是內在的價值合理性，而知識只是客觀外在的形式合理性。所以人們繼續篤信崇高的信仰，在面對衝突議題時，各自回到自己固守的認知光譜裡，不去理會公平正義、透明公開、積極自由和民主人權等知識層次的課題思辯。人們的實際有效活動所體現出來的正是信仰本身，而信仰也就更鞏固了自身的意識形態。

　　處於這樣的歷史時刻，為何社會明明共同面對關鍵處境的關口，有些人卻對於真實置若罔聞，不是逃入認知信仰，就是以替代卸責的方式來宣洩不安。藉由佛洛姆的箴言，無論是社會大事或是個人遭遇，當代社會冷漠疏離的機械連帶，或是工具取向的人格支配，都呼喚我們需要另一種生活型態，需要透過實踐智慧的活動，開發創造性的藝術，重新回到一種自我關切、照顧他人的有機連帶。如此，面對社會的道德議題與倫理處境，產生為自我而生的勇氣，才是人本倫理的呼喚，也是佛洛姆闡釋自我追尋的真諦。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與公民運動所催化的時代意涵，是年輕世代對於當代社會不安全感的回應，但他們沒有因此逃避自由，而是更積極地面對社會情境的挑戰。就此而言，太陽花學運與公民運動的智慧動能的活力展現，已經成為一種倫理實踐。

　　進言之，實踐智慧的活動與邏輯實踐不同，前者是一種實踐活動，建立在實踐智慧，無法離開現場。實踐智慧的活動包括了人的技藝、研究、實踐等所有活動，甚至人的存有特徵就是實踐活動的操勞。所以，實踐活動或行動，就是一種目的性的活動，是與他人共同生活的意向性活動。如此實踐智慧的活動論點，也呼應了佛洛姆認為唯有人才有能力掌控社會，使經濟機制附屬於個人幸福的目標，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才能擺脫那些迫使人們感到絕望的孤獨與無力等處境。

　　在今日的社會，人們不再像過往那樣深受物質貧困之苦，但卻苦於自身變成了巨大機制中的一個小齒輪，甚至是一項自動化裝置。個人的生命變得空虛且喪失意義。佛洛姆剴切地指出，民主體制勢必不可退縮，而且要更加積極實踐過往數世紀間自由鬥士拚命爭取的目標，如此人類社會才可能戰勝各種極權制度。而這樣的不退縮與勇往直前的意向性活動，必須建立在社群性的共同生活，才能將機械論的隱喻朝向生機性、技藝性的現場倫理展現。

　　透過《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二書的反覆閱讀，可知佛洛姆的觀點是一種實踐智慧的行動，不但沒有與時代脫節，更與臺灣當前的處境相互呼應。如果說，人本倫理是一帖時代診斷的處遇配方，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更理解到佛洛姆雙元概念的論述，無非也隱含著「致中和」的倫理性行動。《說文解字》提到：「中，別於外之辭也，別於偏之辭也，亦合宜之辭也。」「中，正也。」《中庸》也提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此，所謂的社會和諧或和睦的人際關係，不是壓抑情緒或掩飾衝突，而是情感能夠有所宣洩或抒發，並能做到適度調節。但真正的問題就難在如何「保合太和」。

　　人本倫理學的意涵，在於重視人文精神的意義，它不是一種自我個體的中心主義，而是能審時度勢，依據不同的社會脈絡予以適切的回應。這是情境倫理的展現，而不是將倫理行動真空化，成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口號。所以，佛洛姆在《自我的追尋》中的人本倫理學，是高度具有政治策略的批判反思行動。只是，過往我們的訓練往往以實證模式作為前導，逐漸喪失了正反合的縝密思考模式，而習慣依附於二元對立的悖反思考。

　　佛洛姆思想遺產的當代意義
　　因此，研究佛洛姆的思想，也是重構心理學內涵新指向的機會。以佛洛姆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體系來說，心理學的行銷是採取市場作為一種隱喻，顯示心理學知識生產的管道。研究者於學術認可的刊物中發表論文所積累的文化資本，一味地生產知識吸收者的產品種類，卻不問供需是否失衡或契合所需，如此的運作邏輯遮蔽了究竟是由誰來決定市場供需的核心議題。作為批判心理學家的角色，就是去揭顯心理學科中對多元意義的壓抑與象徵性暴力，勇於面對知識與權力的糾結關係，迎向多元化、跨領域的心理學，使沉默的他者發聲，進而思索我們不單在消費中獲得愉悅與遊戲性，以及慶賀心理學商品流動的剩餘價值，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可放棄思索「究竟心理學是什麼？心理學又做了什麼？」的責任。

　　回首心理學人性觀點發展的脈絡，假若心理學科學在歷史裡凍結，孤立於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智識的全球性轉化風潮，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在這樣一波波「本土全球」席捲世界體系智識的反思聲浪下，重新引介佛洛姆的著作到中文世界，可說正好提供我們去中心、相互承認彼此處境和知識的溝通橋梁，取代單音獨調的理論教條，體現開放性世界體系中多元文化差異性的倫理意涵。

　　由此，佛洛姆倡議的自由與自我，也是一種愛的藝術。所謂的藝術，更強調一種「藝」的境界，而非著重在「 術」的層面。「藝」指向一種生成的可能性， 也是一種任之於自然的倫理情懷，著重於以意識和潛意識混成的感覺作為力量；而「術」是一種過度人為的開發，如科技的人工合成，也是一種挑戰自然的心緒病徵，強調科學的奮進理性。藝術，當然也存在著困境，但卻是重要的存在經驗。

　　近年來的人格社會層次論述，在「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下，從所謂的「民族大熔爐」到「多元文化論」，這究竟是一種「典範轉移」，或是從一則「神話」代換成另一個「奇蹟」，抑或終究只是海市蜃樓，值得深切地批判與考察。此時重（譯）讀佛洛姆的《逃避自由》與《自我的追尋》這兩本主旨一脈相承的經典，是重新實踐人本倫理處境與尊重多元民主發展的踏腳石。

　　透過佛洛姆書中引經據典、善於譬喻，又能以實際案例分析的社會人性敘事能力，對精緻建築的未來人性所發展的地景進行反思性的閱讀，讓讀者彷彿進入一段不畏懼權威並勇於接受時代挑戰的時光，而能自我反省思考每個時代積極自由的真諦。這是我們回饋佛洛姆所留給我們的時代良心與人文遺產，一種謙卑的致敬方式。